【徐和謙：兩岸冷而回穩？新年前習蔡互動的解析。】

新年前後，一次默契和關於當前意向的交換，或許已經完成。

雖然台灣輿論場上並沒有什麼人在公開地關注新華社以“權威專家”的標題釋出的《總體方略解讀》。

同樣，在大陸輿論場上，也基本不會看到對蔡英文元旦講話內容進行的實質性討論。但從這一前一後的鋪排來看，和平仍是最優解，雙方均陳明有避免戰釁的主觀意願，這個信息應該是相互傳遞到了──雖然，都加上了各自對現狀的種種詮釋和但書。

而這也和拜登政府上台以後，特別是2021年中旬到年底這半年多的中美密集溝通的走向若合符節。

特別是11月16日的習近平─拜登視頻峰會上，中美就台灣問題交換了兩條各自的“紅線”──中方要求美方元首做出不支持台灣獨立的表態（雖然白宮的聲明稿略去此節不表，但美國政府並沒有抗議中方聲明稿當中的這一節是子虛烏有）；相應地，美方也做出了強烈反對大陸若欲當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表態。

那麼，如果中美元首對對方提出的這兩條紅線可以得到相互的信守，中美關係就可以樹起避險的“圍籬”，或者按照中方在那場視頻會議上的話來說，就能在“有分歧很自然”的情況下，避免失速脫軌，避免兩艘巨輪相撞。

而在這兩條紅線之間的廣闊地帶，就是中美各自展現軟硬肌肉、體現其對台主張和立場的競賽區。在這個競賽區裡，可以給對方喝倒采、可以各自發表對各自不予苟同的場邊聲明，甚至可以互相使絆子、暗自角力，但是不要因為這個中間地帶所發生的事情而造成災難性的翻桌，應該已經是中美（至少本屆拜登政府）在2024年底美國選舉前，可以維持住的平衡。

雖然類比未必完全洽當，但這其實和拜登處理烏克蘭的方式很像。在俄羅斯不斷要求西方掀底牌的情況下，美國已經以多種形式做出承諾，不尋求北約正式吸納烏克蘭作為成員，以換取俄羅斯不以出兵方式解決和烏克蘭的對峙。但拿到這一項承諾之後，俄羅斯現在又提高了叫價，準備趁著拜登這個“老冷戰”在任，一次性清算過去20年北約步步東擴、俄羅斯戰略腹地不斷收縮的總帳，要求北約永遠放棄繼續東擴，並且限制和前蘇東集團國家的防務合作。美國要怎麼處理這一開年最迫切的戰略問題，此乃另話。

雖然外國媒體對台海形勢的關注始於2020年底，並在2021年達到了1996年以來的新的高峰。但其實在我看來，近期一波風險最高的不確定期，已隨著特朗普到拜登的美國政權和平轉移完成，和特朗普任期末期龐佩奧等人操作的極限試探收場而告終。從2020年10月到2021年1月，美軍參聯會主席Mark Milley冒著被控侵犯統帥權的巨大倫理風險致電他的中方對口李作成以避免兩國因誤判生戰，即是局勢瀕臨邊緣的明證。

進入2021年以後，雖然拜登政府承襲了特朗普對台政策的其中相當一部分，包括在實務層面上持續強化對台的物質和道德支持，包括在國際空間上、在經貿合作(以及特定品類的談判施壓) 上、在涉華科技脫鉤及重建美國半導體本土生產能力上，以及不把美台關係“僅視為”對中關係的一部份等選擇上，拜登政府的政策延續了2017─2021年的許多做法。

但是，在一些涉及敏感神經的表態上，拜登大致上可說是收拾、清理了一些被部分民主黨智囊認為“愛之適足以害之”的，或者被北京視之為“玩火”的作法。比如，拜登政府的高官不會再隨便跑去一個網絡電台受訪，宣稱台灣從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或者在操作民主峰會的議程安排時，在邀請對象上（應該是經過與台北和北京的各自諒解）略去了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蔡英文、賴清德、蘇貞昌、李大維、吳釗燮等人，僅由唐鳳、蕭美琴上場，且還發生了因高度謹慎而出現的唐鳳有聲無影事件，均可得證。而蔡英文的不出席，也使得大陸方面在對民主峰會一陣口頭譏評之後，並未再端出對台或對美的大規模強力反制，僅通過進入ADIZ的軍機數量來顯示情緒，平衡國際視聽。這也是一種大家互相控管表演範疇、控管反應行為邊界的默契體現。

雖然2021年一整年，進入台灣西南空域的解放軍軍機數量達到了至少940架次，全年差不多六成的日子都有所行動，但根據台灣軍方有關報告的說法，現在台灣也已經採用慢對慢、強對強的節奏調整飛行員差勤，再綜合應用防空、電戰、雷達等進行應處，避免過度消耗。總得來說，雖然軍事對峙態勢的升級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這樣的對峙更多的仍是政治指向的，而並不必然一定會轉化為立即的衝突。

如果現階段的涉外層面（包括美台互動的具體形式，台灣可能受邀參加環太平洋軍演的參與程度，以及軍售內容的針對性高低）的默契，和台灣內部的政治議程均保持一定的節制（例如蔡英文多次說台灣不尋求改變台海現狀，以及正在開展的修憲議程能控制在特定範圍內），那麼台海現狀不至於傾覆，戰火不至於爆發，我覺得仍然是大概率事件。這個脆弱緊繃但是仍算得上穩定的框架，我想，至少在拜登於2024年底面臨下一次美國總統大選前都可以維持得住。

在11月份的拜登─習近平視頻會上，拜登政府還做了對華關係全局的另一大修正，也就是放棄了特朗普時期一部分官員（例如以博明為主、龐佩奧後來也蹭著熱度上）所欲推動的regime change方針，不尋求繼續削弱大陸現行體制的合法性，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此處，白宮聲明又是略去不表，但美方亦無指責新華社所發通稿內容不確）。這一承諾對中方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本質問題。有了這一點，中美才能夠如拜登所願的“以負責任的方式競爭”，“ensure that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沒有這一點，那在北京眼中，中美就是無邊際、持續到底的敵我對抗態勢，台灣問題的安全係數自然也會因此降低很多。

在中美雙方都總算接受了兩個大國間進入了長期化、系統性競爭模式的現實，但又表示願意避免競爭演變為衝突的共識下，涉台議程的性質，至少在現階段主要就變成了雙方競爭的場域，而未必一定要是衝突的引信。雖然，這個引信也始終沒有被拔掉。

在這樣的理解下，回來看12月22號以幾位學者之口、通過新華社發布的這個“權威解讀”的口徑，我們就不會太訝異於“和平”這一主題的大角度回歸。

這篇政策詮釋，確定了在北京的議程上，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在邏輯上不會被“融合發展”給取代；這兩三年熱度在提升的“融合發展”，只是實現從和平發展到和平統一的路徑之一。

另一方面耐人尋味的是，2019年1月提出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在2021年12月的這篇新華社專家詮釋稿中，“台灣方案”這一專有名詞居然也沒有出現過；另一個被眾口抬高的新詞，則是“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當然，一個鮮明專有名詞的暫居幕後究竟意味著政策的多大調整，人們還需要更多的實證來觀察。但和2019年“1.2”講話時相比，與台灣方案密切連繫、同時也是台北方面高度忌憚和圍截的幾個元素，包括倡議“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在過去三年來的步伐是謹慎的，進度是有限的。

一方面，這可能反映了現狀下台灣主流政黨、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加入這一協商進程的主觀意願低，台灣現行法制對阻擋這一進程的法網緻密度高、政治意願強（參見2021年10月蔡英文對朝野政黨的喊話）的現實。

二方面，最新這篇政策詮釋稿透出的“以和平商談但不放棄使用武力為手段、以結束政治對立實現統一為目的”的意味，也略為修正了之前擬不以台北當局為唯一談判對手的方針，透露出仍願意爭取並推進和平商談，但不再強調“各政黨、各界別”這種必然招致台灣目前當局者強烈反對的，以野促朝、以野制朝的路徑。

1月1日，蔡英文及其團隊接過了這個話頭，一方面重申軍事解決不能是選項的既定立場，二方面又重說了一番“兩岸才會有空間和氛圍，以和平的方式，共同面對問題、共同尋求解方”等在特定前提下，願意朝著談判桌稍微往前挪一挪的話。

當然，按照民進黨政府現行的兩岸關係定位，兩岸的公權力部門協商不可能旦夕恢復，甚至可能到2024年5月也都不會真正恢復。但是台北和北京雙方在中美關係的大框架完成盤整後，在很短的幾天之內，交換了“讓和平回到主場”的態度，對兩岸關係保持穩定的意義，還是重大的。

蔡英文的談話中，還有一段角度清奇、充滿弦外之音和解讀空間的話，亦即提醒大陸要防止所謂內部的“軍事冒進主義”。

這段話說出來，當然對方讀著可能會有好幾層意味。一來，這似乎是在質疑大陸最念茲在茲，且一貫要求堅決執行的黨指揮槍的原則，能不能真正做得到、控得住？另一層意思，換個角度讀的話，也有把當前緊繃局勢主要歸咎於執行層，為對岸層峰保留一些基本餘地的意味。當然這種在大陸眼中一定會被視為“怪話”的話，要偏重哪一層去讀，這個我也不知道。

只不過看到這一句話時，一個很蔡英文式的語言形象確實躍然紙上。一如她在許多擺不平的會議場合，她會半帶佯怒、又實則真不高興地嗆聲道，”啊現在是什麼情況”、“來，現在應該是誰要出來負責”那樣說話───真不高興的那一部分，是實質提出訴求、希望改變現在不滿意局面的那一面；而摻揉在其中的那幾許佯怒，則實有一點套近乎的意味，是很蔡英文式的，試圖讓對方覺得兩人的關係其實是近的、能像個自己人那樣說話的情緒作戰技巧。

讀到這一句話的時候，我想到的就是蔡英文這樣的形象。至於能不能層層轉譯到她所在乎的讀者那去，可能還需要一些有代表性的解人。

近來，從宜昌、福建到歲末年初的一些談話中，國台辦的一些負責人也開始談及統一後台灣將如何如何的構想。我也不認為這是大陸馬上就要以單方面作為一夕間完成統一的信號。

相對地，這些表態，更像是一種對台灣方面的喊價，希望在過去70多年由華盛頓主導、給定的一套台海現行秩序外，另外給出一套逐漸由北京主導、控盤的兩岸關係和台灣社會的發展想像。並用各種籌碼，較長期性、但又有節奏感的推出各種措施，來具體化這一新選項在台灣社會的存在感，以及其吸引力。

從台灣當局者的角度視之，這些新選項和存在感，當然又是大陸對台灣及其人、其企業實施跨境影響力的事證，和兩岸關係潛新的摩擦點。但即便這些新的“摩擦點”漸次發生，例如可能進一步成文化的反台獨制裁機制等等，但因這些摩擦和政治攻防導向戰爭的風險性，從經驗上來看仍然是相當不高的。

元旦這天，大陸也公布了在習拜會之前幾天，習在十九屆六中全會上，在通過第三份歷史決議後所作的總結性發言。其中，他對國際形勢的個人判斷、總結是這樣的：

“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在重大风险、强大对手面前，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得“软骨病”、患“恐惧症”是无济于事的。“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唯有主动迎战、坚决斗争才有生路出路，才能赢得尊严、求得发展，逃避退缩、妥协退让只会招致失败和屈辱，只能是死路一条。“

雖然沒有具體點名，但強大對手主要指誰、還包括哪些國家，自然是不言而喻。而且面對中美間、中國和西方間系統性、長期性、多方位的鬥爭，中國大陸也決心以迎戰式的姿態博弈，並不斷加強所謂總體國家安全觀引領下，對各種安全性、避險性、自主性、以及官民/軍民資源結合導向的強調，打造新型舉國體制。不可避免的效應之一，也體現在行政對市場的指導性日益上升，且越加微觀、具體和頻繁。台灣在大陸上的經濟存在，以及台灣經濟結構中與大陸市場緊密鑲嵌的相當一部分，也將是這種新常態下的大國關係轉型衝擊波的承受者。

但既然中美/中西的博弈鬥爭，具有長期性、多維性的特徵，一場以台灣海峽和台島周邊作為最可能軍事衝突場景的實體衝突未必會被很快地排上日程；更多將先以國際宣傳戰、國際組織內的角力、科技研發壁壘、軍備研發的各自結盟，以及現在日益深化的金融脫鉤、投資市場脫鉤和域外第三國基礎設施輸出競爭為體現，未必要一步引出軍事性的高烈度衝突。

當然，在這種中西關係/中美關係由以合作為主調，轉向為以競爭/鬥爭(且未必是健康和善意的競爭)為主調的過程中，台灣社會的處境就是全世界最特殊的社會，沒有之一。

從2022年開始，到2023年底台灣大選白熱化之前，我們可能會有一段兩岸仍然維持較高強度對峙，但結構的穩定性，國際環境的穩定性，和兩岸當局者對彼此作為的可預期性，都回升到一定程度的中週期。相對來說，台海不慎釀致戰禍的風險，客觀上已經比2020年下半年─2021年初美國政權交接前後低得多。而且疫情後兩岸社會接軌和直接人際互動的小碎步式恢復，也有助於更多地避免誤判，維繫尚顯脆弱的互相理解。

台灣社會宜允以更成熟的集體智慧、更大的耐心，更深邃的洞察，當局者更審慎的決策，和允許社會各成員進行多元的主張和活動，來維繫現在這樣不易的平衡。

冷而回穩，有張力但盡量不斷裂的現狀，是值得各方珍視的。

而這可能已是短期內最值得人們爭取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