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華美軍事之旅16」——卡特圖書館暨博物館。】

2019年3月28日完成對克勞佛老伯的訪談後，我們於隔日前往亞特蘭大市中心，參觀當地的著名地標卡特圖書館暨博物館（Jimmy Carter Library and Museum）。我們在前一篇文章中，以克勞佛老伯被8路軍營救的經驗為縮影，介紹美國戰時對華政策的演變，由原本只與重慶國民政府打交道的「一個中國」政策進階到同時與重慶還有延安打交道的實質「兩個中國」政策。

不過因為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將軍被召回，接替他職務的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還有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特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都洞悉到中共的野心，於是美國政府又回歸了以重慶國民政府為唯一中國合法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後來中共竊據大陸，美國又一度從現實主義角度出發，產生聯合中共對付蘇聯的想法。

在延安時代鼓吹美國承認中共的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此刻又搖身一變成為台獨的鼓吹者，慫恿制定外交政策的肯楠（George F. Kennan）建議美國以軍事占領台灣，並且將島上60萬的國軍予以繳械，然後將200萬外省軍民同胞通通遣送回大陸。肯楠在制定對抗蘇聯的政策方面確實是天才，卻缺乏對亞洲事務的瞭解，上了戴維斯的當。

所幸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雖然對中華民國不友善，卻不是白痴，馬上否決了肯楠的提議，否則戰後台灣的歷史恐怕全面改寫。後來毛澤東宣告對蘇聯「一邊倒」，又在韓戰中與美軍在朝鮮半島上兵戎相見，美國才又回頭確立以台北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政策，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裡的一般會員國以及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戴維斯與他的老朋友謝偉志（John S. Service），也因為親共還有鼓吹台灣獨立的關係，被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指控為「紅色份子」後遭到解除外交官職務。後來美國持續堅持以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政策，直到1972年尼克森（Richard M. Nixon）造訪北京才又出現動搖，不過那個真正踢了臨門一腳，徹底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還是1977年上台的卡特總統。

與中國淵源其實很不深

1924年出生的卡特總統，雖然與克勞佛老伯同年，但是他與中國的淵源卻沒有後者那樣的深。卡特在1943年進入美國海軍服役，可是卻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46年才分發海外，唯一的中國經驗是在1949年4月跟著潛艦鯧魚號（USS Pomfret, SS-391）來到青島待了兩個星期。這是中華民國撤退來到台灣以前，卡特唯一的中國經驗。

抗戰勝利後，美國海軍第7艦隊司令部一度進駐青島，一來是防止盤據東北的蘇聯紅軍藉機南下，二來則是為桂永清將軍創立的中央海軍訓練團提供訓練服務。後來第7艦隊司令部在1948年轉移到菲律賓，中央海軍訓練團則在海軍軍官學校由上海遷往青島後併入海軍軍官學校，但是美國海軍仍固定派軍艦或潛艦進入青島與中華民國海軍合作。

根據卡特回憶，他所服役的鯧魚號在進駐青島期間時常跟著驅逐艦一起出海演習，提升第7艦隊水面艦的反潛能力。他記得當時青島外圍的山地上已到處都是共軍，晚上甚至能看到共軍生火後冒出的黑煙。有一次他們的艦長威廉斯（J.W. Williams Jr.）駕駛吉普車出城遭到共軍攻擊，回到青島以後車上被共軍的子彈打出了一個彈孔，顯見局勢是有多麼的緊張。

當時的卡特一如多數的美國人，對中共印象相當惡劣，但是對國軍的印象也好不到哪去。他曾親眼看到12歲不到的小男孩被國軍給抓了壯丁，這段殘忍的畫面，或許是促成重視人權的卡特總統後來選擇與中華民國斷交的遠因。到了1949年5月25日，隨著共軍佔領青島的步伐越來越近，卡特還是只能跟著鯧魚號一起永遠離開了大陸時代的中華民國。

最讓卡特念念不忘的，是在他25歲生日當天，也就是1949年10月1日傳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的消息。雖然他當下仍把中共視之為恐怖份子，後來也在韓戰中支援大韓民國和中共、北韓對抗，不過推動與中共還有北韓「關係正常化」的種子，此刻卻已經在他心裡種下了。一如卡特晚年回憶，他始終認為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著名的美國人權總統

或許因為在中國的那兩個星期都是不太好的經歷，後來卡特基本上選擇遠離中國事務，對台灣也是漠不關心，而是把重點放在國內議題上。在海軍服務的最後階段裡，他有幸成為「美國核子潛艦之父」李高佛（Hyman G. Rickover）的學生，專職潛艦核子反應爐的技術工作。如此特殊的經歷，照道理講卡特應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右派擁核狂人才對。

事實卻剛好相反，因為卡特曾親身經歷過1952年加拿大喬克河實驗室（Chalk River Laboratories）的核廢水外洩事故，此一事故雖然沒有造成任何人死亡，卻讓他體會到輻射線對人體的危害，從而成為了100%的左翼反核狂人。此一態度，讓他後來擔任總統以後簽署了廢紙中子彈試爆的命令。卡特對核武的議題已經左到不行，看待其他議題的立場則更是朝進步主義靠攏。

尤其是他在1970年當上喬治亞州的州長後，更是親力親為的打擊種族隔離制度，不只大力提拔非洲裔美國人進入州政府服務，還將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照片掛到了州議會裡面。另外他還開宗明義反對越戰，反對美國出兵海外阻止共產主義擴張。因此卡特1977年就任總統後，還親自特赦了所有越戰的逃兵，此舉在美國現役與退伍軍人群體中引起巨大爭議。

卡特爭取黑人平權本身無可厚非，確實可以被視為人權總統的表率，可是他反對越戰與承認中共的行為卻與他標榜的「人權」兩字大相逕庭。因為越戰在以美國支持的南越垮台收場之後，有數以百萬計的越南人為了擺脫共產主義的統治投奔怒海，結果卻有20萬人到40萬人葬身魚腹。至於中國人在毛澤東長達30年的統治下，更有3,000萬到9,000萬人慘死於歷屆政治運動與大饑荒之中。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暴虐程度與蘇聯、納粹德國以及軍國日本不相上下的紅色政權建交，難道不會讓卡特產生自相矛盾嗎？卡特對此表示，台灣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同樣是一黨專政的威權國家，與中華民國維持同盟關係並不會減少他在推行人權政策時的矛盾。其次則是他相信美國與中共的建交，不只能為美國爭取到對抗蘇聯的可靠盟友，還能幫助中共逐步走向更為開放與民主的道路。

在國防上並非毫無建樹

其實回顧整個70年代，無論對美國還是中華民國都面臨到外交挫敗，尤其是美國在1975年失去南越之後，又在1979年失去伊朗。伊朗什葉派原教旨主義者柯梅尼（Ruhollah Khomeini）推翻了立場親美的巴勒維（Pahlavi）王朝，建立以反美為宗旨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其中還有一群憤怒青年在柯梅尼號召下，闖入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並且脅持人質。

於是美國海陸空三軍聯手發起「鷹爪行動」（Operation Eagle Claw），試圖以武力手段強攻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以拯救人質，可沒想到當時美軍對跨軍種聯合作戰的概念並不成熟，外加對伊朗的氣候、地形以及人文不熟悉，導致任務正是發起前就發生一架RH-53D直升機與EC-130運輸機的撞擊意外。這起事故導致八名美軍死亡，「鷹爪行動」還沒有發起就被迫取消。

接著又傳來蘇聯入侵阿富汗的事件，美國在軍事與外交場合上一敗再敗，完全陷入被動。此刻美軍與卡特的關係已經惡劣到了極點，不只是因為「鷹爪行動」的失敗以及他對阿富汗被入侵的毫無作為，同時還有他強烈的反核主張，乃至於他在與台灣斷交之後還希望美國也能從南韓撤軍。被美軍暗中貼上「投降主義者」標籤的卡特，已經注定沒有辦法在下一輪的選舉中勝過雷根（Ronald Reagan）。

不過從美國海軍現役的三艘海狼級（Seawolf-class）核子攻擊潛艦當中，有一艘被命名為卡特號（USS Jimmy Carter）的情況來看，顯然他對美國的國防發展也不是毫無建樹（當然根據筆者猜想，美國海軍很可能是藉機酸他）。因為包括戰斧（Tomahawk）巡弋飛彈以及被運用在F-117攻擊機還有B-2轟炸機上的隱形技術，其實通通都是在卡特時代研發出來的。

卡特在當總統的時候，曾經試圖阻斷B-1超音速轟炸機的研發工作，此舉讓他得罪了美國空軍。不過這完全是接受了國防部長布朗（Harold Brown）與國防研究及工兵局次長培里（William J. Perry）的建議，將有限的資源用於研發更有效率的巡弋飛彈。事後雷根總統上台，恢復了B-1轟炸機的研發與量產，但戰斧巡弋飛彈仍在接下來的戰爭中發揮威力，證明卡特的政策仍是正確的。

為兩岸樹立典範的大衛營協議

雖然卡特的外交處理的看起來一團糟，失去伊朗又失去阿富汗，可實際上就如他的國防政策一樣，他在外交上也不是沒有建樹。卡特沒有辦法讓海峽兩岸與南北韓重歸於好，卻促成彼此相異性更大的埃及與以色列坐下來和談，這樣的成就其實更大。畢竟埃及可是從1948年以色列獨立以來，就長期率領阿拉伯聯軍圍攻以色列長達31年之久，先後發起四次以阿戰爭。

尤其埃及自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掌權以來，就以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大家長自居，長期勾結蘇聯、中共與美國對抗。所以卡特上台後，便致力於推動以色列和埃及的和解，期望能爭取埃及靠攏美國。幸運的是，時任埃及總統的沙達特（Anwar Sadat）和以色列總理比金（Menachem Begin）都有意和解，而且他們在國內都是有名的強硬派。

既然是強硬派，就不會有被國人質疑「賣國」的問題，讓沙達特與比金兩人得以接受卡特邀請，於1978年9月5日齊聚美國總統的度假勝地大衛營（Camp David），展開為期12天的中東和平談判。最後沙達特代表阿拉伯穆斯林，比金代表以色列猶太人，在卡特的斡旋下於9月17日簽署了《大衛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

雖然《大衛營協議》沒能徹底解決阿拉伯與以色列的糾紛，還導致埃及為其他阿拉伯國家孤立，但做為阿拉伯世界中最強的國家，只要埃及能不要再像過去一樣輕啟戰端，就能確保以色列不必繼續承受大規模的進攻。同時埃及也能因此徹底脫離蘇聯的影響，投向自由世界的懷抱，這也是為什麼埃及能比台灣早買到F-16戰鬥機的原因。

《大衛營協議》對我們華人最大的意義，是樹立了後來兩岸和談的典範，畢竟連在種族、宗教上彼此水火不容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能坐下來談了，同樣都是炎黃子孫的大陸人與台灣人又為什麼不能接觸？從1993年的新加坡辜汪會談開始，到2015年馬英九總統和習近平的會面，背後都能看到《大衛營協議》的影子，也算是卡特給兩岸問題帶來的資產。

美「共」建交到底值不值

寫到這裡，筆者還要討論一個更關鍵的問題，那就是美國與中共建立邦交到底值不值得？1979年是一個很關鍵的年份，伊朗的陷落象徵美國失去了一個在中亞幫自己看住蘇聯的什葉派穆斯林盟友，所以與中共的建交剛好彌補了這一個空缺。美國對共產世界的圍堵，直接從台灣海峽推進到中蘇邊境，從這個角度來看顯然是值得的。

此外也因為有中共與巴基斯坦的幫助，美國能夠向阿富汗的抵抗勢力輸送武器對付蘇聯，儘管其中有部份的反抗軍後來變成了塔利班。然而等到蘇聯垮台以後，中共還是取了蘇聯而代之，成為比塔利班、基地組織以及伊斯蘭國還要更加威脅到美國利益的頭號競爭者。從這一個角度來看，與中共的結盟就如同二戰時與蘇聯的結盟一樣，只能解決短時間的問題，卻在長遠上製造了更大的問題。

最近筆者有機會閱讀中華民國末代駐美大使沈劍虹的回憶錄，內有老媒體人曾虛白寫的序，裡面已經預言到美國現在面對到的問題，並深信美國與中華民國終會重新走到一起。他指出：「假定美國不知悔改，我敢斷言，總有一天他會走進此路不通的死胡同，到那時候，他才會窮途知返找上我們這執持原則固守正途的老夥伴。」

沈劍虹大使本人雖然親自經歷了中美斷交，卻仍深信美國與中華民國有延續200年的傳統友誼，而中共則從意識形態上根本的反美，雙方的關係長久來看必然走不下去。所以他特別強調：「美國人民和自由中國的人民是天生的盟友，如果兩國間有正常的關係，會同蒙其利，如果長期彼此疏隔，則將同受其害。但願目前的情況，只是中美關係史上短暫的不正常現象。」

從2016年以來美國與中共的發展關係來看，不得不說曾虛白與沈劍虹相當程度上看到了今天的太平洋與台海兩岸局勢，看起來美國與自由中國的關係確實有在顯著的提升。但最大的問題其實來自於我們台灣自己，那就是執政的民進黨到底還要不要「中國」，在野的國民黨還有沒有為了「自由」一戰的勇氣。不解決這個問題，無論如何批評卡特當年的決策都是無濟於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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