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飛虎隊」（Flying Tigers）成軍80周年，今年又是農曆虎年，首先在此向各位讀者拜個晚年，祝大家虎虎生風，虎年行大運。在參觀完本寧堡的國家步兵博物館之後，我們順利來到亞特蘭大，住進筆者好友Robert Anderson的家中。Robert Anderson是筆者2003年在網路上認識的好友，曾經到大陸雲南遊學，又在日本長期任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國「亞洲通」。
我們因為對「飛虎隊」的共同愛好而結交，到今天這段友誼也維持了快20年之久，他還在2003年夏季造訪過台灣，瞭解中華民國版本的對日抗戰史。後來每次我到東岸去玩，都住在他的家裡，跟他的母親還有弟弟都成為了好朋友。2007年筆者畢業返台以前，我們倆人還開了10個小時的車到南北戰爭的蓋茨堡古戰場玩了一天，也是透過他讓我學會了不少美國的歷史。
當然筆者在亞特蘭大的好朋友很多，另外一位每次造訪東岸都必會拜訪的是喬無遏將軍的公子，現任美東南區空軍大鵬聯誼會的會長喬為智。喬無遏將軍畢業於空軍軍官學校第10期，抗戰末期被分發到第14航空軍麾下的中美空軍混合團第5大隊第29中隊服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飛虎」。喬無遏將軍後來出任第14航空軍協會副會長，專門負責美東南地區的二戰退伍軍人聯誼活動。
他是筆者的乾爺爺，每次到亞特蘭大都會請我吃Ted’s Montana Grill的招牌美食野牛排，是一位相當慈祥和藹的老人。最重要的是，喬無遏將軍一生堅定捍衛自由中國，即便是前往大陸訪問都強調自己是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喬無遏將軍在2013年去世後，他的精神便由喬為智傳承下來，延續中華民國與美國自二戰以來的傳統友誼。
也因為長期與美國的退伍軍人還有紀念空軍等單位聯繫，喬為智也認識許多定居在亞特蘭大的二戰美軍老兵。其中一位名叫克勞佛（Paul M. Crawford）的美國陸軍中尉飛行官，就是喬無遏之外另外一位在亞特蘭大有名的「飛虎」老兵。克勞佛與喬無遏將軍一樣，都有在敵後跳傘的經驗，但他卻有一個經驗是後者所沒有的，那就是被共軍所營救。
獲8路軍救助的飛行員
克勞佛中尉生於1924年，是喬治亞州的阿梅里克斯（Americus）人，他在1944年於阿拉巴馬州的內皮爾基地（Napier Field）完成飛行訓練，然後派來中國分發到第311戰鬥機大隊第529中隊。他在1945年7月14日駕駛P-51D野馬式戰鬥機掃射日軍在華北的鐵路線，卻不幸於1945年掃射山西省介休的日軍目標時被擊落。
當天被擊落的兩位飛行員中，一位名叫希爾（Tom Hill）的中尉在野馬式撞入地面時當場死亡，後來他的屍體為日軍俘獲，首級被砍掉後掛到城牆上示眾。克勞佛雖然成功跳傘，卻迎面與六名士兵迎面碰上，起初他以為自己遭遇到了日軍，手槍都拿出來準備戰鬥。不過後來他想到自己如果開槍打死眼前的士兵，下場一定是被其他五人打成馬蜂窩。
於是克勞佛決定豁出去了，直接將手槍上繳給眼前的士兵，並且立即把右手舉高，伸出拇指和食指，然後將其他手指收到手掌裡比出一個「槍」的手勢，然後高喊兩聲「頂好」（Ding Hao）。高喊「頂好」是為了告訴眼前的中國士兵他是美國盟友，可是一般情況下美國人遇到國軍都是直接比出大拇指，為什麼見到眼前的中國士兵要比出一個「槍」的手勢呢？
原來所有在華北出任務的美國飛行員，都會接受第14航空軍空地救援組（Air-Ground Aid Section）的簡報，告訴他們若被擊落必須比出「槍」的手勢來向敵後軍民求救。這個手勢在華北老鄉心目中，就是指中共8路軍的意思。為什麼要尋求8路軍的援助呢？克勞佛強調他們所有在中國作戰的美軍飛行員，都是以重慶的國民政府為正溯，優先尋求中央軍的協助。
可最大的問題，來自於黃河以北在經歷了1941年的晉南戰役和1943年的太行山戰役之後已無中央軍，只有日軍、親日的華北綏靖軍以及趁抗戰之機發展壯大的8路軍在活動。雖然也有許多地方民團打著國民政府的旗幟在活動，但他們多數是由土匪或者綠林武裝改編而成，只要日本人願意出錢，他們就會毫不猶豫的把美軍飛行員拱手相讓，逼得美軍只能尋求共軍幫忙。
華府－重慶－延安三角關係
直到1944年7月以前，美國秉持「一個中國」政策，只與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打交道，和中共的合作幾乎不存在。不過到了1944年，幾起重大歷史事件迫使美國不得不開展與中共的接觸，首先是日本支那派遣軍於4月份動員52萬人發起空前絕後的陸上攻勢「一號作戰」，國軍因為將主力部隊全部集中於對滇緬戰場的反攻，在華北、華中與華南戰場上全面潰敗。
接著則是美國陸軍第20轟炸機司令部的B-29轟炸機，開始以四川成都為前進基地，對日本九州、滿洲國以及台灣的目標實施戰略轟炸。在飛往這些遠程目標的過程中，B-29必然會經過華北和華中的8路軍、新4軍根據地。B-29如果遭到擊落，或者因為機件發生故障而迫降到共軍根據地，勢必需要來自中共的合作。
於是在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親自訪華遊說下，蔣中正同意美軍上校包瑞德（David D. Barrett）率領一支觀察組前往延安，開啟了美國與中共的交流。今日華府－台北－北京的三角關係，實際上也始於1944年拉開序幕的華府－重慶－延安關係。國軍在「一號作戰」中的潰敗，迫使美國政府要同時與「兩個中國」打交道。
救助在8路軍、新4軍根據地落難的美國飛行員為延安美軍觀察組的首要任務，於是就有了空地救援組的惠特塞（Henry S. Whittlesey）上尉隨團而行。惠特塞甚至還獲得中共高層批准進入晉冀魯豫邊區考察，在鄧小平幫助下於8路軍太行山根據地的山西省黎城長寧村修建機場，好讓獲救的美軍飛行員能直接經由空運飛回重慶，而不需要靠雙腳在地面上行走，長途跋涉回到後方。
不幸的是，惠特塞在1945年1月19日於山西省省會太原附近的一座村莊行動時遭日軍以優勢兵力包圍被俘，並慘遭殺害。於是後來中共便將長寧機場又命名為惠特塞機場，來紀念這第一位與共軍合作卻死在日軍手中的美軍英烈。惠特塞並沒有白白犧牲，因為後來克勞佛中尉就是從這座機場搭乘C-47運輸機脫離險境的。
中共的心思不在抗日
美國基於打倒軸心國的需要，選擇與蘇聯還有中共等共產黨合作，確實令當時的國民政府不快。可根據筆者在美國空軍中服役的好友傑克遜（Daniel Jackson）研究，中共在抗戰期間總計拯救了80名美軍飛行員，占全體在中國獲救的735名美軍飛行員當中的12%。雖然數量還是不如國軍或者一般老百姓，但在維持美國軍心士氣上仍多少有些幫助，確實是有所必要。
不過美國的重心放在抗日上，卻不代表中共也是如此。8路軍與新4軍救助美軍飛行員所付出的代價只有500人，而國軍的第3戰區光是在1942年4月18日的杜立德空襲後（Doolittle Raid）就營救了80名美國飛行員，並為此在日軍發起的浙贛會戰中付出了25萬軍民死傷的代價。雖然國軍在「一號作戰」中的表現不給力，但是在營救美國飛行員的表現上，還是遠遠把共軍甩在後頭。
而共軍營救美國飛行員的目的，並不是希望能提早打敗日本侵略者，而是希望美國能夠把對中國的承認由重慶轉移到延安。意即期待美國在中國效法英國在南斯拉夫的策略，從以打擊德國的戰略為優先，承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狄托（Josip Tito）領導的游擊隊（Partisan），將效忠南斯拉夫王室的「切特尼克」（Chetniks）反抗軍一腳踢開。
謝偉思（John Service）與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等美國駐華外交官，不斷向華府傳遞所謂國民政府不民主又消極抗日的假消息，鼓動美國政府把「兩個中國」政策搬上檯面，承認延安是一個與重慶平起平坐的中國政權，還影響了美軍駐華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最終史迪威因為向蔣中正索要國軍兵權，引發了中美兩國之間極大的政治風暴，也導致了他本人被召回美國。
中共並沒有比較積極抗日，而是在美國與日本之間左右逢源，他們營救美國飛行員的同時其實也營救日本的飛行員。根據大陸自己的紀載，山東戰場上的8路軍曾經以他們營救的日本飛行員來交換日軍釋放戰俘，或者是向根據地提供糧食、藥品甚至於武器的相關紀錄。所以他們參與救助盟軍，心思並不是真的為了打擊侵略者，或者認同美國的民主，而純粹是為了爭取美國的外交承認。
美國與中共關係走向惡化
史迪威被撤換後，接替他的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與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特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都認清了中共的真面目，重新回歸「一個中國」政策，嚴禁觀察組成員或者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越界與延安展開軍事合作。惱羞成怒的毛澤東，對美國的態度也日益惡劣起來。
本來美國飛行員在敵後被救起來，可經由惠特塞機場直接飛回國民政府控制的重慶、成都或者昆明等大後方據點。但是在毛澤東的強烈要求下，後來美國飛行員都被要求先空運到延安待一段時間，再轉飛回重慶控制區。似乎毛澤東是有意透過這種讓美國飛行員在延安停留幾天的方式來宣示主權，告訴世人有「兩個中國」存在。
從1945年1月起，成都的B-29轟炸機通通都轉移到了馬里亞納群島，本來負責保護B-29安全的第311戰鬥機大隊便轉調西安，開始執行華北戰場上的鐵路打擊任務。於是就有了克勞佛中尉炸射介休時，慘遭日軍擊落的畫面。而當克勞佛在獲得8路軍救助，成功轉移到惠特塞機場之後，他受到新政策的影響無法直接飛回西安，而是必須要先到延安轉一圈。
克勞佛在延安的時候，曾經有幸與毛澤東會面，但是他能明顯感受到政治空氣與過去不太一樣。毛澤東對他沒有過往接待其他美軍飛行員時那麼熱情，甚至還十分冷漠，可見華府與延安的關係在迅速惡化。事實上在抗戰勝利前，至少有兩組空降華北的美軍戰略情報局特戰小組遭到8路軍俘虜，只因為他們掌握到共軍暗中與日軍合作的情報。
後來克勞佛回到西安，然後根據第14航空軍的規定，不能再執行任何作戰任務。因為如果他執行任務又被擊落，然後又遭到日軍俘虜，很有可能把第一次營救他的中國人情報透露給敵人，讓中國人慘遭報復。克勞佛回到西安後，很快就傳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他表示自己執行的最後一次任務是將一批野馬式戰鬥機移交給中華民國空軍。
遺憾沒機會造訪台灣
雖然在延安時也遇到過一些不愉快，克勞佛整體對中國人還是持肯定態度。克勞佛表示華北平民多數生活貧困，卻願意將自己僅有的食物給他吃，而且即便在知道可能會遭遇日軍報復的情況下仍奮勇營救美國飛行員。他強調自己永遠不會忘記與中國人一起並肩作戰的友誼，所以在美國與中共建交後經常前往大陸訪問。
中共在2015年9月3日舉辦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克勞佛也獲邀到天安門廣場上觀禮，因為他是少數真的見證中共抗戰的美國人。事實上關於克勞佛的消息，筆者當時在台灣就已經透過對岸媒體的報導掌握，並一直想尋找機會採訪這位老先生。我訪問過的老飛虎雖然也不少，但是卻沒有一個被中共救過，很想從克勞佛的角度去瞭解這個問題。
畢竟如《黃河絕戀》這類的大陸主旋律電影，都擅長將當年共軍救助美軍飛行員的故事浪漫化或者政治正確化，只有透過美國飛行員的角度才能得到真正客觀的歷史。2016年9月筆者到亞特蘭大參加「飛虎隊」成立75周年慶祝活動的時候，克勞佛中尉本人也在現場，只可惜當時筆者過於忙碌，錯過了與他直接會面的機會，只能透過同行友人向他問好。
當時友人因為揹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包包引起了克勞佛中尉的注意，主動與她搭訕談話，於是友人便問他有沒有興趣來台灣玩玩。克勞佛中尉遺憾的表示自己「不敢」來台灣，經由友人轉述之後，筆者判斷可能是因為中共救助過他的歷史讓他對自由中國望而卻步。不過他看到國旗包包的表情，據友人傳達確實是眼睛為之一亮。
後來靠著喬為智先生的幫助，才總算在2019年3月28日完成了這次有意義的訪談，並且也另外從台灣帶去了一份國旗包包給他。如今老先生年事已大，能否來台灣看看確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好消息是筆者得知台北方面已經在喬為智先生的穿針引線下與克勞佛中尉重新連絡起來。在他家的客廳裡面，能看到時任空軍司令張哲平將軍頒給他的感謝狀。
意外促成中共壯大的美國
近年來有許多來自俄羅斯或者中國大陸的陰謀論，指控美國刻意扶持蓋達組織或者伊斯蘭國等恐怖團體發展壯大，破壞世界秩序。這樣的指控看在筆者眼中不只過於片面，而且還倒因為果。因為美國支持阿富汗反抗軍反抗蘇聯，目的是要將蘇聯趕出阿富汗，並不是有意要扶持一個會對自己的世貿中心實施自殺攻擊的恐怖組織。
同樣美國在敘利亞支持反抗軍，動機是為了要推翻獨裁的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不是要扶持一群會把自己的國民抓起來砍頭的瘋子。美國在執行針對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中，顯然沒有辦法預料到接受自己支持的團體當中會冒出反美的激進份子，因此筆者對所謂美國扶持塔利班或者美國扶持伊斯蘭國壯大的陰謀論，態度向來都是嗤之以鼻的。
如果按照這個說法，那麼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支持蘇聯對抗納粹，或者與中共合作對抗日本，是否也能說美國在有意支持共產主義擴張呢？塔利班與伊斯蘭國的誕生，只稱得上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種失控，現階段來看雖然塔利班在中共和俄羅斯的支持下又捲土重來，但是伊斯蘭國卻已經被打到碎片化，都不是真正威脅到美國生存發展的首要問題。
倒是二戰時代美國與中共的合作，確實給美國製造了動搖國本的危機，其中惠特塞機場就在國共內戰中發揮了一次重要作用。原來日本投降後，毛澤東想將太平洋戰爭後被他從前線召回延安開整風會議的將領與幹部們送回前線，但是又怕他們的行蹤因長途跋涉被國軍發現，所以期望美國能出飛機把他們從延安直接空運到靠近前線的惠特塞機場。
當時美軍考量到中共曾經救助過80名美國飛行員，而且空運的又只是20名「閒雜人等」，便很爽快答應了共軍的要求。美軍所沒預料到的，是這20人當中就包括了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與薄一波等叱吒風雲的共軍領袖。親美的中華民國最後因為這20人被打來了台灣，美國真的在無心之間促成中共的壯大，成為了比塔利班還有伊斯蘭國還要更為頭痛的挑戰。
【顧長空：國民黨可以從川普身上學到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