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忻人：一種悼念余英時先生的方式。】

友人傳來余英時先生過世的消息，有點驚訝但不意外，畢竟他已經很老了。身為1990年以後出生，歷史系畢業但始終僅能遊走在歷史學邊緣的人，我無法回顧並紀念余先生的學術著作、學術貢獻及待人處事，但這無妨我提出一種替代性的悼念方式，以彰顯余英時先生的言行思想將會如何繼續引領我們這些「年輕人」。

實踐理想不必受制於人

眾所皆知，八九天安門事件後，余英時先生不願再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那余先生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及對中國民主的想望該從何實踐？

他給出的答案是「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這一句結合了理想抱負與自身歷史的話，充分展現出一代大師的智慧與氣魄。誰能決定中國的未來？余英時先生以自身為引說明：所有關心中國的人都可以，沒有也不必有任何其他條件。考慮到余先生是在長期批評中共政權的背景下做此宣示，其鼓舞後進奮勇追求理想的意思不言而喻。

實踐理想的基礎在尊重知識

余英時先生的著作汗牛充棟，此處只聚焦於他寫過的一篇文章〈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這篇文章是余先生讀了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台灣翻譯成「美國的反智傳統」）這本書後，對其主要旨趣的一次延伸。

一如《美國的反智傳統》旨在揭示美國社會蔑視知識之弊，1970年代余英時先生也為批評時政而撰寫該文（見《歷史與思想》一書新版序）。雖然〈反智論〉一文並未直接提出該怎麼處理現代華人社會中因傳統而出現的歷史性反智問題，僅間接指出孔孟荀時代的儒家並不反智，其後續寫似乎也未給出明確的解決方案。但參照余英時先生一生孜孜不倦地研討何謂「（中國）知識分子」，其主張反反智精神乃實踐更高遠理想的基礎應無庸置疑。

上述兩點使我認為以余英時先生言行為代表的理論可以跨越時空指導未來，因為無論二十一世紀乃至於更久以後，人們仍會持續需要那些關於追求理想及如何實踐理想的鼓勵與指引。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從余先生上述言行中理解其不言而喻的堅持：不受限地追逐理想，但不要讓勇氣與智識之間出現「有你無我」的零和局面。

舉例來說，在台灣，有一種對余英時先生〈反智論〉一文的解讀是：唯有「去中國化」，才能讓台灣社會的整體智識得到發展。這種解讀顯然誤會了余英時先生一生熱愛中國文化，且致力於將傳統中國與現代民主自由文化「不零和」地相互統一的本意。

討論台灣社會是否能因「去中國化」而完成超英趕美之偉業本無可厚非，但若以余英時先生〈反智論〉一文來支撐此一倡議，則不可不謂一反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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