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於 11月09日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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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小時候總是非常期待著國慶日,除了因為國定假日可以不用上學,電視轉播的總統府前廣場表演,尤為讓人期待。
但近年來,除了媒體會關注總統文稿對於內政及兩岸情勢的宣示外,對大多數人而言,國慶日就是一個可以放假的小確幸,似乎國家的生日,並不是一件非常值得紀念的事。當然,這個可能又牽涉到「這個國家」是「哪個國家」的複雜認同議題。
本土教育下的別具一格
與大多數人一樣,政治曾經離我非常遙遠。但有趣的是,我的出身背景中卻總是少不了與政治沾上邊的淵源。來自臺中傳統本省閩南家庭的我,整個家族幾乎都是堅定的臺灣獨立派;我大學就讀與畢業於東海大學政治系,圈內人都知道它與民進黨某派系有著深厚的淵源,培養出不少綠營的幕僚與政治人物,堪稱是民進黨在中臺灣的「黃埔軍校」。在「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其中兩個重要媒介(家庭、學校)的雙重影響下,最後我竟然來到國民黨黨中央服務,在旁人眼中確實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政治系是東海大學創校的原始科系之一,教授們對於相關理論的研究非常扎實。求學過程一直希望能夠跳出教科書的框架,將理論連結到政治發展的現況;無奈臺灣的政治中心在北部,對於身處在臺中的東海大學來說,較無接觸政治實務的機會。北上淡江就讀研究所期間,因緣際會下進入了馬英九總統競選總部服務,正式地體驗到所謂的「選舉實務」,以及何謂「政治」。當兵回來後,曾經短暫的進入媒體業磨練,直到當時的國民黨文傳會主委需要找一位秘書,也感謝這位主委的知遇之恩,讓我重新回到中央黨部服務至今。
小時候,我成長在一個隔代教養的家庭,從懂得識人開始,與我最親近的就是爺爺奶奶。受到日據(治)時期及威權時代的影響,每當我頑皮犯錯時,他們總是喜歡以「警察來了」來嚇阻我的胡鬧。尤其奶奶常跟我說道日本人當初有多可惡,許多有價值的經濟作物都是公賣制度,臺灣最底層的農民階級只能任憑日本人決定植作的價格而過得非常辛苦。爺爺雖然也很寵愛我,但相對奶奶來說卻較為沈默寡言,聽家族的長輩說過,爺爺當年是村子裡唯一識字、能讀報紙的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爺爺曾有一次被抓進警察局,音訊全無,所幸隔了幾天就平安返家;家中有人突然消失,生死未卜,這或許是爺爺終年沈默,家中長輩們始終痛恨國民黨的原因。
歷史中的認同與「我們」
24歲那年,從小帶我長大的奶奶過世,家人遵從古禮與祖訓,將奶奶的名字寫在神主牌上,也是在那一刻,我才瞭解我是我們家族入臺的第十八代。對於我們家族而言,無論荷蘭人、日本人、清朝甚至中華民國都不過是外來政權。但如果將心比心、換個角度來看,對於原住民朋友來說,我們家族也許和其他外來政權也是一樣的可惡,這就是臺灣面臨的根本問題。這塊土地上現在所使用的法律、語言、宗教、風俗,以及絕大多數人的血緣,都來自於中國大陸,同時也有些習慣是承襲日本甚至荷蘭時期,以及有更古老的族群始終生活在這裡,這都是今天的臺灣,也是「我們」的一部分,不能也不應該用政治利益或個人史觀去片面地切割。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臺灣光復。中華民國由後來的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代表受降接收臺灣;1949年國共內戰失利,中華民國政府才剛行憲不到兩年就被迫撤退臺灣。儘管中間的法律與政治過程十分複雜、各方意見也彼此衝突、莫衷一是,但無論你認同與否,臺灣這塊土地上現在只存在一個依行《中華民國憲法》實質治理的民主國家,所使用的國名就是中華民國。
大多數臺灣人支持的維持現狀:「中華民國在臺灣」
也因為《中華民國憲法》保障的言論與結社自由,雖然在國家認同上,臺灣目前有紅統跟極獨派的極端意見,但在各學術機構所做的長期民意調查統計,大多數臺灣人表態的主流意見既不是被對岸統一、也不是獨立更改國號,而是維持現狀,也就是維持一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現狀。
一個政黨應該對人民負責,尤其在面對國家未來的發展決策上,更必須審慎面對。在政治態度與方法上,我會說自己是個現實主義者。對於在民進黨服務,以及追求臺灣獨立理念的前輩及朋友們,我非常尊重。
然而除了激情的政治語言與口號,我到現在還沒有聽過任何關於臺獨前景非常有承諾性的論述與實際可行的方法。在當前如此險峻的外交甚至軍事環境下,要如何追求獨立,並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面對兩岸軍力不對等,甚至經濟規模差距懸殊的情況,輕率追求獨立的過程,臺灣人要付出多少的代價及生命?
臺灣人從來是以務實與靈活著稱於世
身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現實主義是我支持與認同國民黨的重要因素。「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長期以來一直是國民黨面對兩岸議題的行為準則,也是一個相對務實與靈活的原則框架。或許國民黨始終沒有對於未來有明確的指向,但堅持反對臺灣獨立的立場從不曾改變過;或許這八個字背後的論述與政治價值讓一些人感到不認同甚至不舒服,但它卻是能有效維護臺灣安全、不給予對岸進一步藉口的苦口良方。
如果只能在務虛與務實之中、在輕率與穩健之中二選一
我會選擇在國民黨服務,除了史觀的概念與之相近外,面對國家未來的方向,如果只能在務虛與務實之中、在輕率與穩健之中二選一,我寧可選擇雖然時常被詬病為保守,但總體來說對臺灣發展風險較低的政黨。
即便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服務、投入了不算久但也不短的青春,但是我從來不敢以「藍營青年世代」這樣的標籤自居,身為政治工作者,我期許自己盡可能在處事時能抽離主觀的角度,嘗試以大眾甚至反方立場思辨,找出問題的真正癥結點,才有可能真正幫助這個政黨解決問題,而不是掩蓋問題來討好它。
國民黨所代表的品牌價值與歷史意象,這幾年在青年族群中較不具備吸引力的確是事實;然而,在我2011年進入馬英九競選辦公室時,民意浪潮甚至國內外輿論都完全站在國民黨這邊,競選小物包括小書包、T恤、馬克杯等多半是以國旗元素作為發想。在當時,能為國民黨及其候選人服務,在社會與同儕間是非常有面子的一件事,彷彿置身於星際大戰前傳的世界,而你正好站在絕地武士而不是帝國那一邊;至今也不過七年光陰,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擊垮國民黨的不是「太陽花運動」,而是敵我分明、非善即惡的二元價值觀
影響我、甚至同世代很多人最深刻的應該是「太陽花學運」,它對於國民黨最大的傷害,是使其直接被冠上「黑箱」、「賣臺」、「親共」的政治標籤,長期壟斷的「維持現狀」話語權,也就此被民進黨奪去。回過頭來,當時在立法院前的群眾,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服貿,有多少人真正嫻熟議規,了解事情發生的脈絡?
國民黨即便做再多的文宣、再多的解釋都沒有用,因為標籤已經在我們身上了。而政治在臺灣,從來都是一種近乎敵我分明、被情緒與意識形態價值觀所驅動的信仰,只要相信你自己是站在「正義」的這一邊,「壞人」說再多又有什麼用呢?
坐了整夜沒撥出的那通電話,原本可能改變什麼嗎?
太陽花學運發生的當下,我正在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室服務,當晚從學生翻牆進入立法院開始,我一直在持續觀看電視及網路上各種資訊管道的即時更新,同時非常猶豫要不要馬上撥電話給主委,在事態進一步擴大前即早因應。但當時已經夜深無聲,新聞上也不斷傳來有警察將要進議場強勢驅離的訊息。直到我坐了整夜、天際將明,那通電話依然沒有撥出去;數年之後,午夜夢迴,我總會回想起那個當下,如果當時拿起手機,狀況會否有所改變?
後來從文傳會離開,轉到青年團服務,我一直對於當初的猶豫不決感到後悔;後來面對包括「反課綱」、「反亞投行」、「華航空服罷工」等街頭運動,我都會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不論多晚都會撥打電話給我能夠通話的最高層長官。國民黨是一個相對保守穩健的政黨,在做出最後決策前總會多方考量;然而老實說,往往到最後決策終於出來時,情況早已數變,也因此錯過了最佳的反應時間點。甚至當初的「華航空服罷工」事件,高層也遲遲不願給予明確的回覆,在現場的我們看到其他政黨相關人士前來關心,心中浮現的挫折感非常重,於是在隔天提出辭呈。提出辭呈並不代表著解脫,接連來的「關心」,加上對於其他同仁的不捨,最後還是留下來「抗戰」至今。
價值路線的改革,是這個黨邁向未來的唯一可能
在青年團一路從專員做到執行長,從過去很多學長姊前輩的帶領與自身的經驗觀察,我很清楚青年世代並不是光靠動員就能經營,也並不是起用一些看似光鮮亮麗的年輕樣板就能拉近距離,而是這個黨本身所代表的價值必須能讓臺灣的年輕人認同、讓大家感覺到國民黨在議題價值與政策路線上與青年世代站在同一邊。打個簡單的比方,五月天、玖壹壹舉辦演唱會的門票一定秒殺,不需要任何公關票或人情拜託,為何國民黨舉辦活動,甚至有時候就連國慶相關的活動,都還需要層層組織動員,甚至直接上級指定人數需求來充場面?發便當或下條子才能動員而來的群眾,人數多少又有何意義呢?
國家認同的議題雖然當前在臺灣相當分歧、紛擾難解,某種程度上,國慶也變成好像只有國民黨跟泛藍支持者較為重視的活動,但大多數的臺灣民眾依然是自主地熱愛中華民國,甚至將國旗深深烙印在心裡。年輕人無論在海內外的電音趴、攻頂百岳或競技奪冠,無一不是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來代表「我來自臺灣」。如何在日常中呼喚這份內心深處的認同與感動、讓年輕人與民眾感覺到國民黨是真心為這塊土地奉獻,與大家一起為這個國家驕傲,遠比到選舉時才「刻意動員」群眾來得重要也有效益。
國民黨不只必須講清楚為何中華民國對臺灣是相對好而安定的選擇,更重要的是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而這些價值也必須與這塊土地上的青年世代有所連結。
青年團過去在黨內曾經扮演這樣的議題發動機與價值探索基地,雖然曾經遭遇許多挫折,但今天有許多站出來在各地代表國民黨參選議員、輔選市長的年輕面孔,當年都曾在這個地下室一起開過讀書會、腦力激盪各種政策,並走到臺灣的各個角落參與在地議題,試著將這塊土地上的年輕價值帶入國民黨。
雖然「世界有現實」,但「熱血青年有夢」。我們正在改變,一點一滴地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