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漢陽：十九屆六中全會：習近平邁向第三任期的最後一哩路。】

新冠肺炎疫情在今年持續橫掃全球，中國卻因景氣復甦迅速而未拖遲「強國議程」。疫情肆虐的國際格局，反而成為中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國在國際權力結構的調整中發展新的可能性，最受矚目如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即將邁向第三任期。

習近平至今不見失勢跡象，顯示其個人集權依然鞏固、黨高層權力結構穩定，加上沒有明顯的接班人選出線，習近平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後連任總書記的機會非常高。若習近平成功走完總書記的第三任期，十五年的黨最高領導人生涯，任職時間僅次於毛澤東，已可謂「比肩毛鄧」。[1] 若習近平將在中共二十大後繼續擔任總書記，則中共在2021年的部署與調整至關重要，預計在下半年10月左右舉行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是最後且最佳的時機，將是習近平邁向第三任期的最後一哩路。

對中共而言，2021年同時也是各項工作項目進入承先啟後的階段。在政治上，黨中央新一代領導班子在明年出爐，權力格局將改朝換代。同時，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期而至，中國走向第二個百年目標「民族偉大復興」，革命道路持續前行。經濟工作上，上一個五年經濟總體規劃結束，「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願景」將接續進行，朝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十九屆六中全會作為轉折時期的年度政治大戲，其會議內容及召開前後的安排，相當值得注意。

本文首先將爬梳黨史，檢視中共自1981年至2016年、8次六中全會的重點議程，陳述六中全會會議內容在中共高層政治中的角色與定位，會議主題是否呼應當時的政治局勢。接著本文將評估2021年上半年的政治局勢，並與黨史文獻相結合，嘗試判斷十九屆六中全會的可能議程。

[1] 雖然外界一般認為中共自改革開放（1978年11月）以後的最高領導人是鄧小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上從未接掌最高黨務領導人。鄧小平雖為第二代中央集體領導的核心，不過在其政治影響力最大的期間，擔任黨務最高領導職務的是胡耀邦（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與趙紫陽（1987年1月至1989年6月）。

壹、改革開放（1978年）以來的歷屆六中全會

配合全國黨代表大會的屆次更迭，六中全會也維持著5年一次的頻率，開會時間約略在下屆全國黨代會召開前一年的9、10月。第十三屆明顯提前召開，與距離五中全會只有4個月的時間，應是為了收拾「六四」後的政治動亂所致。整體來說，六中全會開會頻率相當穩定，屬中共決策模式的制度化趨勢，會議運作及其主題的制定邏輯迄今已有一定的慣性。[2] 如下表所示，扣除掉第十一屆為了替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善後而作的歷史總結以外，歷屆六中全會的重點議程大致可分為兩個方向：

[2] 須注意，中央委員會雖為法理上的中共最高權力機關，但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其常務委員才是中共真正的決策核心。詳見寇健文，演變中的中共菁英政治－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修訂三版，（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0），頁316~320。

社會、文化發展戰略目標。如首次發表在1986年第十二屆的「精神文明建設」一詞，強調中國在推進經濟建設、發展物質文明之餘，也必須陶冶精神、心靈層次的部分，「精神文明建設，包括思想道德建設和教育科學文化建設兩個方面，滲透在整個物質文明建設之中，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3] 胡錦濤在2006年10月第一任期結束之際，發表「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張，強調以和平方式化解人民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下所遭遇的矛盾。
整風、紀律等黨的對內整頓與建設。保持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的對外形象，具體措施表現在反貪腐、整風運動之上。最佳的例子是2016年10月發表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對黨內政治生態醜陋有非常詳實的敘述：

「在一些黨員、幹部包括高級幹部中，理想信念不堅定、對黨不忠誠、紀律鬆弛、脫離群眾、獨斷專行、弄虛作假、庸懶無為，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好人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拜金主義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突出，任人唯親、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現象屢禁不止，濫用權力、貪污受賄、腐化墮落、違法亂紀等現象滋生蔓延。特別是高級幹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欲熏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伙伙、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

[3] 「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1986年9月28日。

表：改革開放後的歷屆六中全會

領導人	時間／屆次	重點議程
鄧小平	1981年 6月第十一屆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6年 9月第十二屆	《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990年 3月第十三屆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
江澤民	1996年 10月第十四屆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
江澤民	2001年 9月第十五屆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
胡錦濤	2006年 10月第十六屆	《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胡錦濤	2011年 10月第十七屆	《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習近平	2016年 10月第十八屆	《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觀改革開放以來的六中全會議程，可歸納成兩種方向。第一，無論是「精神文明建設」或是黨內政治生活的整頓，核心意涵皆在於中共與市場經濟接軌後的自我修正，避免黨內持續受到資本主義的荼毒。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興起了逐利之風，資本主義的紙醉金迷入侵了社會主義的「樂土」。中共亦出現嚴重的貪腐現象，黨幹部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間隙中謀利，從1980年代開始，各種經濟要素的競爭已經脫離了計劃控制的範圍，政府職能與政治改革未能跟上，無序的市場成為了腐敗的溫床。「官倒」等經濟失序問題，在江、胡時代等「中國崛起」的年代，反而變本加厲。貪腐猖獗將嚴重威脅共黨在中國的統治合法性，中共領導人須採取手段（或是精神喊話）抑制官員腐敗問題，避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封建殘餘思想侵蝕黨的隊伍，胡錦濤的「和諧社會」與習近平的「從嚴治黨」便由此而來。中共鼓吹「精神文明建設」並採取兩手策略，一手避免中國出現「新資產階級」，另一手打擊黨內的腐敗份子。

「精神文明建設」成為中共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後的長期議程，亦可視作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長期抗爭，屬共產黨革命道路的重要一環，因此具有很強的可延續性。如江澤民在1996年10月的六中全會上將「精神文明建設」設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主要目標，「……團結和動員各族人民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今後十五年的主要目標是：在全民族牢固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牢固樹立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堅定信念……」。[4] 胡錦濤則在2011年10月（江澤民「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目標」的15年後）的六中全會上，將主要目標時辰再推延了10年，「按照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新要求，到二０二０年，文化改革發展奮鬥目標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深入推進，良好思想道德風尚進一步弘揚，公民素質明顯提高……」。[5]

[4]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1996年10月10日。

[5] 「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1年10月18日。

第二種則是職務權力型領導人進入第二任期前的對內精神武裝，高舉社會主義鮮明旗幟、奉行共黨歷史正朔地位，藉此強化黨或個人對全國的思想領導。[6] 如前述，中共在推進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姓公還是姓私？」、「國進民退還是繼續對外開放？」等的階級矛盾問題。[7] 中共最高領導人登高一呼，進行思想整頓、避免物質文明污染精神文化，不僅可以鞏固自身意識型態的領導地位，也能安定偏左的黨內力量，達到思想統一的精神武裝效果。宣示中共黨高層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統傳人，集體智慧結晶與經驗總結依然是正確無誤的。如江澤民在1996年宣誓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前後，中共如火如荼地在全國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程。[8] 同理，胡錦濤在2011年推動「和諧社會」與習近平在2016年推動的「從嚴治黨」皆有相同的黨內動員效果。

[6] 後革命時代的領導人缺乏革命功勳，若又未曾領導國家走出重大危機，個人領導權威必須仰賴官方職務的擴充。詳見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3期（2006年5月），頁61。

[7] 「姓公還是姓私」、「國進民退」等的爭論在1990年代相當常見，如在1997年1月，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公開要求，應開除主張「公有制並非先進」的中央候委、深圳市市委書記厲有為，後引發雙方理論家的激烈論戰。

[8] 1994年國務院印發《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1995年國家教育委員會發行《中國普通高校德育大綱(試行)》，1998年頒布《關於普通高等學校「兩課」課程設置的規定及其實施工作的意見》，1999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等。

貳、十九屆六中全會的可能議程

梳理中共黨史有關六中全會的發展之後，本文推判，基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慣例，十九屆六中全會的議程應該仍是以「精神文明建設」為主。習近平目前已經是中共實質的最高決策者，但外界依然關注習近平是否在中共二十大到來之前變更高層體制，固化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個人領導權力格局。但是中共政局受到鄧小平的政治遺產侷限，且「三位一體」自1993年成行至今以迄三十年，就算內外環境交迫，目前也尚未出現刺激習近平大幅度改變高層體制的要素。[9]

十九屆六中全會的議程出現黨內規章調整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習近平已在2020年下半至2021年上半之間，將黨組織及相關條例整頓完畢。自2017年10月十九大開始，中央政治局委員每年都必須向習近平述職；2021年3月兩會中，述職者人數增加，擴充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檢察長及最高法院長。顯然在黨高層的制度運行上，習近平已經證實自己不只是「同儕中的第一人」，是貨真價實的最高決策者。2020年10月十九屆五中全會發佈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將黨中央的職責、權限制度化，已使總書記在黨中央決策核心地位將更加固化。[10] 2021年4月30日政治局會議再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條例》，使習近平對黨組織的管控將更加牢固，「組織嚴密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堅持和加強黨對組織工作的全面領導」。[11]

習近平在連任道路上，政治領導、組織領導上的準備已經完成，只剩下思想領導完備的最後一哩路，這項任務目標恰好也與六中全會的慣性議程相符合。為了突破鄧小平政治遺產的限制、消弭「終身領導」的異音，習近平尚需要建構一套更完整的意識型態理論，加強第三任期的合理性。如「習思想」十九大入黨章的一年前，習近平於2016年10月十八屆六中全會中先取得「核心」的地位。換言之，習近平若欲取得更高的法理地位，意識型態地位必須先行更上一層樓，收得「名正言順」的效果。

[9] 「三位一體」指一人身兼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黨）、國家主席（政）、中央軍委主席（軍）的最高首長。

[10] 梁書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通過之意涵」，上報，2020年10月18日。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習近平主持」，共產黨員網，2021年4月30日。

順著上述邏輯，本文將進一步分析習近平時代的「精神文明建設」可能論述。「十四五」與「2035年願景」論述中的要點勢必也納入其中，如「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或是寄望以科技自主、產業結構轉型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完成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等等，本文不再贅述。

而本文認為新發展理念，可能成為習近平作為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的標榜理論之一。

「新發展理念」起源自2015年10月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習近平「十三五規劃」推出的同時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12] 2018年3月「習思想」入憲後，「新發展理念」跟著成為習近平的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成果。「新發展理念」在「十四五」、「2035年願景」中發揮很強的思想指揮作用，權威性更甚於「十三五規劃」時期。習近平於2021年1月29日的集體學習中甚至以「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等字眼強調「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性，用詞強烈還有如「全黨全國要統一思想、協調行動、開拓前進」、「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越是形勢複雜、任務艱巨，越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越要把黨中央關於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要求落實到工作中去」等。[13] 本文認為習近平在新時代、新形勢之下，以「新發展理念」作為思想統一的精神武裝，將個人意志貫徹到黨國機器中。

另一點須注意的是習近平近期在碳達峰、碳中和的議題表態上相當強烈，如2021年5月1日的集體學習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列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特徵。[14] 同年4月，習近平與法國總理馬克宏、德國總理梅克爾進行視訊會議時，重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綠能目標，甚至高調表示「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15] 故本文也預期低碳、綠能的發展模式將持續在「新發展理念」中扮演重要角色。

[12] 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開放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詳見「習近平：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1年4月30日。

[13]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確保「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開好局起好步」，新華網，2021年1月29日。

[14] 「還記得這『四個一』嗎？習近平又加上一個」，新華網，2021年5月1日。

[15] 「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全文）」，人民網，2020年9月23日；「習近平：2060年前大陸碳中和」，聯合新聞網，2021年4月17日。

參、結論

1938年9月至11月，尚未取得政權的中共在延安召開第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會議上的發言獲得肯定，取得了獨尊領導的充分條件。毛澤東稱六屆六中全會為「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一場會議。[16] 經歷1941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風」後，毛澤東思想在1945年中共七大寫入黨章，在黨權與意識型態思想上取得「定於一尊」的領導地位。

本文認為若時局未出現顛覆性的變化，習近平有很高的機會將在2022年連任總書記，則在2021年下半舉行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將是習近平邁向第三任期的最後一哩路。習近平也已幾乎取得走向第三任期的充分條件，新形勢、新時代的中國將在習主席的帶領下，「集中力量辦大事」，其成效無疑也將決定中國未來的命運。

[16] 「“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屆六中全會」，人民網，2020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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