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長空──百年滄桑：談中華民國派與”藍綠紅”的「五四精神」。

(二)      對中國國民黨：愛憎交織的傳承—

相對中國共產黨將「五四運動」視為合法性的來源而加以肯定，中國國民黨對「五四運動」的態度就顯得曖昧許多。表面看來，中國國民黨奉為圭臬的「民族、民權、民生」，與「五四精神」的「愛國、民主、科學」似若合符節，該黨理應高度肯定此一運動才是，但其實不論是遷臺前或遷臺後，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對「五四」的看法一直是褒貶兼具的。

首先是創黨領袖孫中山。「五四運動」爆發前數年，他正率領中華革命黨(1919年10月才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陸續投身「二次革命」及「護法運動」，關注重點是以武力及革命活動討伐北洋政府，但對早於「五四運動」、隨後成為「五四運動」助力及重要組成部分的「新文化運動」，孫中山對其主張「白話文」、「個人主義」及「批判舊道德」，是不以為然的。「五四運動」在1919年5月4日爆發後，孫中山一開始的態度相當低調，並未予以聲援，甚至為此遭受部分「五四運動」同情者如蔡和森、馬逢伯等人的批評。隨著「五四運動」的日益蓬勃，孫中山方注意到這項運動與其個人政治志業，包括反對北洋政府、建立普選制度、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有若合符節之處，才開始以較積極的方式響應該運動。但他對於「五四運動」在文化、習俗、文學等層面之主張，則多有保留。之後，孫中山推行「聯俄容共」政策，接納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算是在黨務與政務層次，某種程度上兼容並蓄了「五四元素」。

繼孫中山之後的蔣介石，對「五四運動」則更偏向貶抑。

首先，他肯定「五四運動」對爭取國權的努力，但不認同該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文藝的批判。

其次，蔣介石及其支持集團的右傾威權主義意識形態，與「五四」標舉的「民主」精神頗見扞格，兩者的矛盾更在蔣悍然針對兼具中國國民黨黨籍的中共黨人發動「清黨」後益發激化。蔣隨後推行「新生活運動」，其內涵強調「禮義廉恥」等儒教價值，標榜「藝術化」、「生產化」及「軍事化」，與「五四運動」更是背道而馳 

不過，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對日抗戰，最終在同盟國的奧援下，迎來慘烈的勝利，也促成對華不平等條約的完全廢除，以及「中國」名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至此，中國國民黨或可聲稱，「五四運動」的「外爭國權」這一重大目標，是在其統治中國大陸期間告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與「五四運動」的右翼領袖如胡適、傅斯年等人，雖均反對共產主義，雙方的關係卻因蔣對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限縮，時有發生緊張對立。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蔣與胡、傅等人曾有短暫的合作期，但隨著師從胡適的雷震企圖在臺灣成立「中國民主黨」而遭關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殷海光被長期跟監、形同軟禁，蔣與「五四」右翼集團的關係最終走向破裂。而蔣稍晚在臺灣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價值難以相容，也就無足為怪了。

(三)      對民主進步黨：難以承認的影響—

對臺獨陣營來說，「五四運動」在日治時期對臺灣知識份子的影響，乃至其核心份子在戒嚴時期對後進的臺灣反對運動的協助與啟發，一直是難以承認的史實。畢竟對以「臺灣四百年史」為主體性論述基礎的臺獨陣營來說，要承認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一場遙遠運動，曾對臺灣政治、文化與文學發生影響，是嚴重與「臺灣民族獨立建國」的目標衝突。

日治時期，最受到「五四」影響的臺灣知識份子，當推作家張我軍。他於1924年元月負笈北平，同年4月及11月分別在「臺灣民報」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及「糟糕的臺灣文學界」兩篇震動臺灣文化界的專文，提倡用白話文寫作、關注社會現實，被作家龍瑛宗譽為「高舉『五四』火把回臺的先覺者」，確實對引「五四」思潮入臺發揮過一定影響。但張我軍主要關注的是文學領域，對政治議題少有涉獵。

另被譽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雖曾短暫在廈門行醫，但他在「五四運動」爆發前的1918年就回到臺灣，並未受到多少「五四」的洗禮。至於被稱為「臺灣孫中山」的蔣渭水，畢身反對日本殖民政府對臺人的壓迫，支持中國統一，曾組織「臺灣文化協會」、創辦「臺灣民報」、成立「臺灣民眾黨」及「臺灣工友總聯盟」，多次介紹「五四運動」的思想精粹予臺灣知識份子。但他奮鬥的政治目標，在於爭取臺灣人的政治與經濟權利，對中國大陸較少關注。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長期施行戒嚴統治，在日治時期屢仆屢起的臺灣本土力量(不分左、右翼)，均受到嚴格彈壓，而告一蹶不振。直到1970年代，隨著臺灣經濟發展與教育普及，日益茁壯的中間階級對政治革新與個人權利日益渴求。原本因政府鎮壓而在1960年代熄滅的「五四」自由民主之火，此時由於殷海光學生—作家李敖，以及包括費希平等在內的外省籍知識份子的努力，結合本土中間階層維權意識的覺醒，重新在臺灣熊熊燃起。1986年9月28日，「黨外」勢力在圓山飯店宣佈成立「民主進步黨」，宣告臺灣多黨政治時代的來臨。可以說，「五四運動」雖非啟發臺灣反對運動的唯一思想來源，但絕對是其中一股重要催生力量。

不過，隨著民進黨逐漸走上「臺獨」路線，原本同情、支持該黨的外省籍知識份子(如費希平等)及主張兩岸統合的本省籍從政黨員(如朱高正等)先後退黨，民進黨與「五四傳統」的連結逐漸不被提起，成了該黨內部「不能說的秘密」

三、  結語：「中華民國派」對「五四運動」應有的認識與態度：

回首一百年前，如驚雷般在中國大地竄起的「五四運動」，有如一場「時代地震」，對廣義「中國」的對外關係、政治體制、文化傳統及文學藝術等層面，發動了深刻、久遠的反思與再造，其「餘震」迄今未歇，仍時時在兩岸三地、乃至整個華人世界顫動。

今天在兩岸的三大政黨，都已不再需要背負「不平等條約」的枷鎖，「科學興國」的理念更為三個政黨所共享，但「五四運動」開給全體中華民族的歷史考卷，迄今遠遠沒有答完。

首先，兩岸對雙方政治關係的終局欠缺共識，兩造兵戎相見的陰影仍未消散；而臺灣內部在統獨及民族認同議題上，仍深陷對抗與糾纏。再者，兩岸三黨雖均標舉「民主」，但中國大陸主張的是由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代表的「人民民主專政」，全然不同於國民黨及民進黨主張的普選制與多黨政治。

對支持「中華民國」的朋友們而言，既要在「民族」戰線上對抗主張建立「臺灣民族國家」的民進黨，又得在「民主」戰線上抗衡施行極權統治的中國共產黨，還必須面對中國國民黨內部喪失中心思想、沒有國族認同又不堅定信仰民主的「機會主義派」，處境可謂多艱。但如果吾人失去理念，就無法產生信仰，進而形成力量，那麼我們自身、乃至整個民族的前途，就必須由他者決定。

筆者始終認為，一個中華民族、政治民主、經濟均富的共和國，是中華民國全體國民及海內外支持者的奮鬥目標，更是「這個國家」身處兩岸渾濁局勢、所不可取代的理想價值所在(詳前作「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不只是理念上的追求，更是立足臺灣的我們，基於國際政治現實、面對臺灣民主選舉，所必須堅定捍衛的政策立場與選舉分眾戰略。

筆者曾在「隆中對與榻上策」一文中，簡要闡述藍營面對「美中戰略競爭」的大局，以及白、綠勢力在國內的夾擊，理應基於「民主和平論」，堅定與世界自由民主陣營站在一起，在印太地區提倡民主自由價值的整體戰略觀。未來，筆者會以另篇更詳盡的論述，向大家闡述「中華民國派」面對2020年所應具備的區域戰略。

人間難見兩個百年。「五四運動」在百年前的發仭，起始於中華民族面對西方世界的空前挑戰，在無比艱難的環境下，為自己所開出的「愛國、民主、科學」三合一解方。歷經百年的血淚實踐，今日的兩岸在部分領域上回應了先人的期待，但橫亙在吾人面前的挑戰仍然艱鉅，「愛國、民主、科學」仍是我們必須費盡畢生精力去回答的重要命題。

謹以本篇短文，獻給在過去百年間，為民族圖存犧牲奉獻的前者，以及未來百年間，立志獻身同一事業的來者。願五四精神永存，再造共和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