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2018)年11月24日舉行的臺灣九合一選舉結果，執政的民主進步黨遭遇創黨迄今在地方選舉上最大的挫敗，主要反對黨—中國國民黨則迎來意外的15席縣市長大勝。據聞，如此結果讓密切關注臺灣政局的美國及中國大陸均感意外，海內外關心兩岸前途的觀察者則紛紛議論這是否意味國民黨即將在明(2020)年總統大選後重返執政。
詎料，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2019)年元月紀念「告臺灣同胞書」四十週年活動上，正式提出「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蔡英文總統立刻回擊「絕不接受『一國兩制』、臺灣多數民意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形勢與臺灣政局瞬間一變。
隨後，蔡政府任命被稱為「口譯哥」的外交事務核心幕僚趙怡翔出任駐美國代表處政治組組長，該項任命獲得包括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AIT/T)政治組組長馬志安(Christian Marchant)、美國重量級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等美國政策圈人士之肯定，透露出美國朝野對蔡政府的暗挺，以及蔡英文可能試圖在今年操作「過境美國、親美抗中」議題的端倪。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心中華民國前途與兩岸關係前景的有識之士，除須觀察美中臺三地的政情連動，似宜並重國家定位與戰略佈局的長期論述。特別是當美中貿易戰方興未艾、亞太戰略格局進入歷史性重組之際，如何為「中華民國派」的穩固與發展打穩論述根基，確保2020總統大選的勝選與未來的長期執政，尤顯重要。
以下，本文將嘗試申論這項關鍵命題，請方家不吝賜教。
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外交處境，正處於1979年與美國斷交後的新轉折。一方面，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僅剩下17個，達到歷史新低，我國也幾乎被所有主要的國際組織拒於門外；但另一方面，當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霸權競爭達到雙方建交後的新高峰，倒是臺美關係近來屢創佳績，予人許多遐想空間。在這機會與挑戰並存的年代，全體關心中華民國前途的朋友，似應客觀、務實地盤點與反省國家涉外事務的得失，為下一階段國族的生存發展找到方向。
解嚴前的中華民國外交：對外維護中國代表權、對內維持政權合法性
自國府遷臺，中華民國的外交總目標經歷過幾段變化，但大致上可以「解嚴」作為一個轉折點。解嚴前，中華民國必須以外交證明自己仍然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投射在具體作為上，就是堅持「漢賊不兩立」的「一中原則」，與中共政權爭奪邦交國及聯合國席次。在這個階段，中華民國外交的最高成就，可以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中日和約》為代表，前者保衛了臺澎金馬的安全，後者則維持了中華民國領有臺澎的合法性。
而在這個階段，中華民國尚未推行全面民主化，只有有限度的地方自治，占管轄範圍內多數人口的本省籍族群，也普遍未獲接納參與外交或國防事務(除每年極少數錄取的外交人員或充員兵之外)。中國國民黨政府一方面以土地改革、進口替代，以及推動輕重工業發展等經濟措施，勉力維持統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必須對外撐起立足於國際社會的正當性，以避免動搖統治根基。
縱然如此，部分本省籍知識份子 (如彭明敏教授首倡的「臺灣自救宣言」)並不認為這樣的國家定位可以代表居人口多數的本省族群，「中華民國」與其所在的「臺灣」之間，隱然存在緊張關係。中國國民黨政府所推動的外交工作，其中一項就是偵防、對抗海外臺獨勢力。
回顧這段歷史，可知界定中華民國外交走向的經緯，分別是「統獨」與「民主參與」。解嚴前，中華民國涉外事務的對外方針是「反共抗獨」，對內則顯現欠缺人民參與及賦權的「寡頭領導」特質。
解嚴後：「中華民國」內涵的再定義
在1971到1987這段期間，中華民國外交的總方針仍然維持「反共抗獨」及「寡頭領導」的一體兩面，只是隨著外交戰場的屢屢敗退，以及經濟發展後，新興中產階級對政治參與的嚮往增加，我國外交改弦更張已是勢在必行。
1987年，標示著中華民國新外交路線的誕生，迄今影響猶存。首先，是從「反共抗獨」往「維持自主」過渡，至於支不支持「獨立」、是單純「反共」還是變成「反中」，則隨藍綠兩陣營執政而出現程度上的差別。其次，隨著全面民主，選民(或其選出的代表)對涉外事務的指導性持續增加，推動外交工作也更仰賴臺灣社會力的支援(如NGO、宗教團體及經貿、體育、文化等團體)，這也導致中華民國的外交更傾向反映所管轄地區人民的特質與偏好，簡言之就是「本土化」。
這樣一條強調「維持自主」與「本土化」的外交路線，本來不見得會演變為「臺灣獨立」。但在遭遇中國大陸頻頻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所謂「一中三段論」加以打壓下，導致許多臺灣民眾對「中華民國」的看法，一步步從「中華民國到臺灣」、「中華民國在臺灣」、「中華民國是臺灣」，最終演變為「臺灣必須正名制憲，否則走不出去」。
當前，每位關心中華民國外交的朋友所必須共同面對的，就是繼續堅持「中華民國路線」，抑或朝「臺灣獨立」轉進的關鍵抉擇。
結論：重新檢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與「經營大臺灣，建立新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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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嚴後的三十年間，傳統藍營面對綠營標舉「本土化」與「民主化」的大旗步步進逼，幾已失去抗衡能力，或「拿香跟拜」、或轉而列席於中國人民大會堂聽訓，乞靈於共產極權。筆者並不打算苛責任何人，畢竟當國際社會不斷姑息中共政權、中國大陸又在有限度「改革開放」下，享受人口紅利與外資所帶來的經濟成長，傳統藍營論述要兩面對抗勢力大張的中共與臺獨，自然左支右絀。
但外在情勢在近期有了重大轉變。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於去年10月4日在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了一篇在質量上均足以與1946年英國首相邱吉爾著名「鐵幕(Iron Curtain)」演講，以及同年由美國外交巨擘肯楠(George Kennan)親撰「長電報(Long Telegram)」等量其觀的重要演說「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細數中共政權以不正當手段牟取對美貿易利益、竊取美國高科技、干預美國選舉、對外肆行軍事擴張，以及對內採取高壓統治，正式向國際社會宣告「美國(姑息中共)的年代結束了」，還稱讚：
「美國永遠深信：臺灣所擁抱的民主，向全體中國人展示了一條更好的道路(America will always believe that Taiwan’s embrace of democracy shows a better path to all the Chinese people)」。
或者有人認為，川普總統的商人性格濃厚，政策朝令夕改，還可能將臺灣當作交易籌碼。然而，多數深入觀察美國對華政策圈及學術圈的評論者，應該都會同意：堅定應對中共，以維護美國利益，已是美國不分黨派(bipartisan)的共識。當過去三十年對中共綏靖政策的效果不彰，卻換來一個意圖在地緣政治、經貿、科技、意識形態等各方面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敵對政權，美國此一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帝國，已然將艦隊掉頭，朝向中國大陸進發。
此刻，橫亙在中華民國前方的選擇至明、至為迫切：一是與中共為伍(這很明顯不是可行的選項)、一是隔岸觀火(但外在形勢恐不允許)，另一是與美國及其盟邦展開合作，共同應處中共挑戰。假設我國可行、可欲的選項只有第三條道路，則我方設定的政策目標，可能是「獨善其身的獨」(趁勢切斷與「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聯繫，追求新而獨立的「臺灣民族國家」)，也可能是光譜另一側的選項。筆者認為，「中華民國派」的出路，就是在光譜的另一側，提出最可行、最符合相關各方利益的選項，連帶使自身成為各方最能接受的選擇。
筆者才疏學淺，斗膽拾前人牙慧，提出幾點思考：
首先，我們必須堅定屬於「中華文化／民族」大家庭的立場，這不僅是臺灣內部的最大公約數，也是美國、中國大陸及其他相關國家共同認知的客觀陳述。反倒是推動「新興民族」，將引發臺灣內部分裂，更將激起中國大陸的民族情緒，斷不可行。而對美國等外部勢力而言，扶助臺灣這個堪為典範的華人民主政權，藉以激發全體中華民族邁向民主、和平與市場經濟的道路，如同在「中華民族」這部超級電腦裡植入「民主自由」的更新程式，才符合其根本利益，這也是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演說提及臺灣民主的背後用心。倘若支持臺灣建國，只會激起中國大陸人民的反感與抵抗，起不到潛移默化的作用，這些國家又為何要為此付出努力，甚至流血流汗？
其次，我們必須堅定推動「民主政治」的完善工程。部分藍營人士或者出於在臺灣內部選舉受挫、遭受偏激臺獨人士不公正對待的經驗，又或者羨慕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取得的階段性成就，選擇性忽略民主、自由與法治的價值，無視中共政權橫暴的本質，走向反民主、反人權的道路。但隨著中共極權暴行的揭露、全球極右/極左政權的失敗經驗持續增加，「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的組合，仍舊是最佳的治國模式。
最後，我們必須堅定追求「自由市場」與「社會福利」均衡的發展模式。當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距引起多國政治動盪與區域不安，當中共力推的黨國資本主義逐漸顯露頹勢，我們應當注意到：極右或極左的經濟發展模式都不是解答，真正健全的民主政治，應該是不同政黨在左右光譜間，視情況尋求較佳的階段性政策，來爭取選民的認同。
綜論之，我們應該相信的，是「新三民主義」：
一個以中華文化＆民族為本、以民主自由為尚、以人民均富為念的中華民國。
我們應該追求的，是「文化與政治的新中原」，讓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等普世價值，在臺灣生根發展，進而成為全體中華民族的共同信念。唯有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之上，中華民國的外交才能獲得更寬廣的戰略空間，中華民國的慧命才能獲得存續與弘揚。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願今日全體有志之士共同努力，善用當前有利的內、外在情勢，讓中華民國在臺灣傲立風霜而不凋，繼續成為引領中華民族追求自由與幸福的不滅燈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