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秀雋：國民黨應延續反省初心，勇於面對二二八。】

二二八事件（以下簡稱二二八），一件七十五年前的歷史悲劇，在台灣社會埋下一道深深的傷痕，迄今，與台灣政局發展的每一環節都緊緊相扣，可以說，二二八內蘊的各種符碼，貫穿建構了台灣政治發展的核心軸徑，省籍、國家認同、親日、親美、親中、威權、民主自由、台灣主體性……不論哪一個詞彙，放在今日政治政壇，依舊都是熱議的關鍵字，也是台灣每個政治人物都逃避不了的課題，尤以當時的統治者國民黨為最。

戒嚴時代下，二二八是不可說的議題，國家只會告訴人民，鎮暴師出有名，而歷史的真相與民間的質疑，在當時的高壓威權統治下，被淹沒在時空洪流中。然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歷史終究會重出塵封，且常伴隨著許多唏噓。

1987年，蔣經國總統解除戒嚴，終結威權統治，雖然至今許多聲音批判，蔣經國是礙於江南案的後座力、國際外交形勢的失利、國內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不得不解嚴維繫政權，歷史的詮釋人皆有之，始終不會有正確答案，但至少就結果而言，台灣有幸沒有走上如北韓般地極端獨裁路線，蔣家政權開啟在台近四十年的威權統治，終結者，也是蔣家人。

而二二八也隨著台灣民主化，走出言論的禁錮。1990年，總統李登輝指示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邀集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撰寫《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終於開始踏上「公開真相」的歷史道路；行政院也正面回應籌建二二八事件紀念碑等民間訴求；除了歷史真相的重新調查，1995年，二二八和平紀念碑落成，並三讀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2007年修改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台灣轉型正義邁出重要的一大步。

由於二二八是社會矚目事件，相關史料相當豐富，競相投入研究者不在少數，成果產出也非常多元，有助填補許多歷史面向的缺漏與視角；但二二八也是非常高度象徵性的政治動員題材，在政治氛圍對立的台灣社會，史料豐富的二二八的各個故事，容易成為各取所需的彈藥庫，每段史實，政治人物可非常容易且廉價地取得有利所屬陣營的某一塊真相，不論對於社會傷痛的癒合，或想更凝聚各族群促進台灣的壯大，都有害無利。

台灣歷經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歷程，不會再有獨裁政權，所有政治人物都會受到社會主流價值的監督與擠壓，國民黨作為歷史悲劇的當事者，在民主化的新制下自無法置身事外，故從1990年代的正面調查真相、平反受難者，到後續如李登輝到馬英九等國民黨政治領袖，都以國家元首身份道歉與出席相關紀念場合，是民主化後的社會力量所致，也是國民黨欲減輕舊時代包袱、真誠面對過去所不得不為。

二二八的發生背景極為複雜，當時的台灣，面對二戰後及國共內戰下的紛亂時局、有走私猖獗的利益團體、有地方黑道派系的資源搶奪、有國際政治角力的承負角色、有共諜滲透的國安憂慮、還有國際貨幣動盪造成的社會恐慌，以及天花結核等傳染病引起的恐懼等，不幸喪生的，有本省人、外省人、軍人，甚至還有國民黨自己人等，所有人都是輸家，而國民黨作為統治者，需負的政治責任無可迴避，只是在數十年後的今日回看，二二八帶給我們的，除了族群共融，深刻理解作為共同體一員的團結重要性外，還有避免當年的社會亂局重現在我們的當代生活。

歷史的詮釋權與話語權，不宜落入一元化，不斷妖魔化國民黨無助台灣繼續壯大，在戒嚴時代被批判的黨國洗腦式教育，若因報復心態重來一次，只是把意識形態換掉，實在有愧民主運動的前輩，且由四大族群共同在台澎金馬構築的生命共同體，更沒有彼此仇恨、撕裂的本錢，因為只有團結凝聚的台灣，才有底氣抵抗虎視眈眈的敵人。

而作為二二八發生時的統治者，國民黨沒有藉口抱怨社會的批判，但除了道歉，國民黨還有許多作為可以嘗試，例如開拓彙整更多史料，舉辦研討會、座談會，邀集不同立場的學者專家激盪火花，而非只請同溫層出席，或出版不同主題的研究成果甚至與民間合辦活動虛心回覽歷史……打造多元化與資源匯聚的平台，以勇於面對、積極任事、走出同溫層的態度，昭告社會，承續1990年代即開始推動公開真相與平反受難者的初心，三十幾年來，始終沒有改變，也唯有如此，才能在相關的議題戰、價值戰中，找到立錐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