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若彤：「台大轉型，誰的正義？五個台大學生會轉型正義小組的敘事與史識謬誤。」

台灣大學學生會的轉型正義小組，在今年2020年的4月6日，也就是「四六事件」的紀念日當天，以「正視歷史事實避免崇拜敘事」、「啟動校史刪修」為題，指控該校故校長傅斯年，雖然長期被塑造成營救、愛護學生的形象，但該小組根據相關史料，必須要指出邪惡的傅斯年校長實為參與威權體制運作的協力者，他們要挑戰這個「失準的偉人崇拜」云云。

（資料來源：臺大學生會轉型正義小組2020年4月6日貼文：〈轉型正義要快做、要澈底做〉） 

此舉當然引來了反對，除了引發了大家對於傅斯年校長以及當年的四六事件的討論之外，也有人認為，臺大學生會此舉，是盯上了臺大的著名地標「傅鐘」，試圖以威權遺址帽子扣在傅鐘上將之移除，響應政府轉型正義的政策。

傅斯年校長的功過不是本文的重點，本文希望大家注意的，是更深一層的問題。

一、敘事邏輯的謬誤，可能忽略史實當時發生的背景。

首先是臺大學生會的轉型正義小組所使用的敘事邏輯，茲引其貼文中的一段為例： 

「1949年3月20日，台大與師院（今台師大）的學生何景岳、李元勳腳踏車雙載，被警察毆打、羈押，兩校的學生因而在警局前示威，要求懲處施暴的警察，發生衝突後兩位同學才被釋放。爾後，兩校學生先後舉辦晚會、示威活動，但警備總部卻認為此次示威受共產黨滲透，在4月5日夜間、4月6日進行大規模逮捕。在台大，由於教師、職員的協作，軍警得以按圖索驥地依名單找出「首謀」；在師院，則因為校方並未提供學生名單，在宿舍爆發憲警與學生的攻防，被攻入後多位學生被逮捕。」

在這裡要提醒大家先遠離這段歷史的內容，而專注在其敘事的邏輯，從以上的引文可知，他們是把「腳踏車雙載被警察抓」和「大規模逮補」關聯起來，以「只是一件小事卻引發了巨大結果」的荒謬性，來形塑這個歷史場景的不公義。

這種敘事方式，我們越來越不陌生，「只是組個讀書會卻死了這麼多人」、「只是爭取自治卻引來了大規模屠殺」，在這裡我們要指出，這個「只是……卻……」的敘事手法，它的確可以引發我們對敘事中人物的巨大感情與同理心，但如果我們要理解的是歷史，我們就必須要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到我們可以看到整個事件的全景圖為止。

要理解學生為什麼大規模被捕，其實並不難，關鍵的脈絡並不是「腳踏車雙載被抓」，而是幾天之後的1949年3月29日，臺北市大學生、中學生在臺大操場舉辦了「青年晚會」，會中組織了台灣學生聯盟與臺北市大中學校學生聯誼會，並推舉了實為共產黨員的臺大法學院學生為會長，並響應了中國各大都市學生運動，共同提出「結束內戰、和平救國」的口號。

二、要和平有錯嗎？

看不懂沒關係，我們要繼續往後退。 四六事件當時學生倡議的「和平協議」，當時最密接的脈絡是傅作義的「北平局部和平」模式，即北平的守軍將領，以和平協議為由，直接放了共軍進城，後來投降，他通電全國宣布靠攏共產黨的那一天正是1949年的4月1日，也就是愚人節，5天後即臺大的四六事件。當時各地都如法泡製，鼓吹這個名為和平協議、實際為和平解放的模式。

在這個脈絡之下，在當時去鼓吹和平協議，比起現在更像是投降協議。試想如果今天宜蘭守軍直接放了共軍入城，然後各縣市都有人在響應他們也要和共軍簽和平協議，我們作何感想？我們分得出來這些人是真心期待和平還是真心要做吳三桂嗎？ 只有退到這麼遠，官方下重手大規模逮捕學生的脈絡才會清楚的呈現出來。

三、當我們要理解一段歷史，我們就不能以看到它的荒謬之處為已足，而是連它的合理之處都要盡收眼底。

這裡的「合理」，當然不是說它就是對的，只是要說它是一個人性與事理都在正常的擺盪幅度下的過程。

反過來說，本文也並不是要反對該小組所採用的小敘事方式本身，讓大家去同理左傾學生、甚至共產黨員的真實生命歷程，本身並沒有錯，但該小組錯就錯在，於此同時，他們卻將「反共」直接視為一種政府有意灌輸的意識形態，而忽略了反共的那些人，也有屬於他們自己的真實生命歷程。

我們也應該去了解，那些從1930年代就被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鋪天蓋地的抹黑潑糞、背後捅刀的實際受害者，不能夠反共就是黨國系統性戕害人權、反國民黨就是情有可原的個人生命史。其實這種雙重標準，正是當年許多人絕不信任共產黨的根本理由，也是今天我們不能信任這種敘事的理由。

四、貼近個人的真實生命歷程，並不必然就要美化他們。

轉型正義是為了討論國家不正義沒錯，但不代表被不正義對待的人就不是混蛋、就沒有做出狗屁倒灶之事。

共產黨員有歷史和生命，學生有歷史和生命，國民政府裡面哪一個沒有歷史、沒有生命？那些被打土豪分田地財產被大家分了的地主，那個被匿名傳單潑髒水的訓導主任，那些被學生私刑拘禁的公務員，那個被偽造證件的職業學生搞得心力交瘁的校長，那個因為上級交待不能傷到學生而被學生打破頭的警長，一個個也都是活生生的人，也都有他們的故事。

五、反共沒有錯，要是有錯，也是系統性的。

當反共的人數壓倒性的多數的狀況，任何思想、任何觀念，一旦失去了制衡的可能性，都難免藏污納垢。換句話說，我們現在只要將挺共的聲浪降到可以被制衡的規模，便已經解決了它大多數的問題。再往下打壓，我們就從反抗者搖身一變成為壓迫者了。 同樣的道理，轉型正義一旦失去了被制衡的可能性，它也必將藏污納垢，它現在已經是了⋯⋯

沒有人去追問為什麼明明不是二二八受難者的楊逵可以領取二二八賠償金、沒有人去質疑為什麼可以拿後來的大法官解釋去宣告比解釋標發生更早的國家法律與行為違憲。

在反共聲浪壓倒性多數的年代，許多人把共黨或左傾人士塑造為一個高貴的形象，我們雖然反對造神，但對於千夫所指的落單者，為了讓他們多少有一點反抗能力，稍微佛心一下容忍他們被塑造為英雄，這無可厚非。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如果現在反共的聲浪已經恢復正常，再說他們是英雄，是否恰當？本文也要告訴你，事實往往不是你以為的那樣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