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會被提出的,是「唇亡齒寒」理論,這也是部分綠營人士(包括外交部長吳釗燮)的主要論述之一。論者以為,中國大陸壓制香港後,很快就會轉而對付台灣,故台灣要接納香港反對勢力,進一步結合各國力量,共同應對中共挑戰。此一論述有其價值,但也有其盲點,主要是將香港視為抗中保台的工具和利益結合的暫時性夥伴(friends of convenience),對港人的號召力有限,也欠缺訴諸中國大陸官民及相關國家的正當性與說服力。
也有人推出「民主和平論」,主張唯有透過各種手段,促成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才能從根本解決兩岸三地的不穩定狀態,進而達成區域持久和平。這個論點較前一種觀點更具戰略高度與道德制高點(moral high ground),但欠缺如何落實的路徑圖,也可能因為形同對北京當局發動「顏色革命」,而招致陸方情緒性的反對而失敗。
世界變局下的「六四」、香港與台灣
今(2020)年是「天安門事件」31週年,由於30年整數的紀念,甫在去年此時於香港「反送中」事件的風暴中渡過,且當前舉世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震撼危疑間擺盪,故今年的「六四」紀念本來應該是在各方行禮如儀、各自表述下渡過,但卻因中共當局強推香港「國安法」,實質扼殺「一國兩制」,又指使港府禁絕維園紀念活動,而使今年的「六四」張力更勝以往。
香港變局,是鑲嵌在美中關係的大背景之上,更發揮牽動、引燃的作用。今年5月20日,美國白宮發表美中關係報告,明確承認過去30年的美國對華政策因未能促使中國大陸遵守國際規則而需改弦易轍,並宣佈兩國已係強權競爭關係,幾近拉開「新冷戰」序幕。該報告發表的同時,中國大陸人大迅雷不及掩耳宣佈將儘速推動「國安法」立法,引發美方強烈關注,川普總統旋即宣佈中止香港特殊地位,使香港議題被推至美中對抗的前沿。
然而,香港民主黨派等反對勢力並沒有等到期盼已久的多方聲援。美國在不久後陷入種族衝突的旋渦中,迄今難以分身;原殖民國—英國難以著力,只能由首相強生表態考慮放寬港人申請簽證條件等措施,其他歐洲、日本及加、澳等國則大體靜默。就連去年積極「撐香港」的台灣民進黨政府,也顯得格外審慎,而過去踴躍在網路空間聲援「反送中」運動的台灣年輕網民,反倒群起反對大舉開放港人移居台灣,理由竟是「不喜歡香港人自以為優越的態度」及「不要港人來搶工作、炒房價」。對比總統大選期間的義正辭嚴,完美顯示所謂台灣「進步力量」的侷限、反覆與自利。
確實,台灣各界對「六四」的紀念與對中港兩地的民主化聲援,從來就是力道不足,缺乏誠意,不單單以台獨陣營為然。曾經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宗旨的藍營,尤其顯得進退失據,有口難言,最後竟連幾句場面話都懶得說了,只有在香港出生的前總統馬英九持續關注香港議題並適時發聲,不啻是這個創建現代中國的泱泱大黨的一大自我諷刺。
平心而論,台灣社會對「六四」及香港議題的冷漠態度,有其歷史、政治與文化背景,而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有其自身運作的邏輯。因此,與其以民主價值或民族大義苛責台灣民眾,不如深入闡釋為何台灣應該也必須支持中港的善治與民主進程。
最早會被提出的,是「唇亡齒寒」理論,這也是部分綠營人士(包括外交部長吳釗燮)的主要論述之一。論者以為,中國大陸壓制香港後,很快就會轉而對付台灣,故台灣要接納香港反對勢力,進一步結合各國力量,共同應對中共挑戰。此一論述有其價值,但也有其盲點,主要是將香港視為抗中保台的工具和利益結合的暫時性夥伴(friends of convenience),對港人的號召力有限,也欠缺訴諸中國大陸官民及相關國家的正當性與說服力。
也有人推出「民主和平論」,主張唯有透過各種手段,促成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才能從根本解決兩岸三地的不穩定狀態,進而達成區域持久和平。這個論點較前一種觀點更具戰略高度與道德制高點(moral high ground),但欠缺如何落實的路徑圖,也可能因為形同對北京當局發動「顏色革命」,而招致陸方情緒性的反對而失敗。
筆者認為,台灣應對當前的兩岸三地變局,需要戰略定力、歷史視野、情感同理與務實思維,四者缺一不可。
首先,台灣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切忌躁進、急功近利,而需心頭把定「民主和平,三方共好」的指導方針,把兩岸三地視為一同摸索前途與突破困境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而不是「有你無我」的零和博弈。
而從長遠的歷史格局來看,中華民族融入世界格局,成為國際社會可信賴的夥伴與正面力量,符合華人與其他國族的利益,故以最少代價達成此一歷史目標,就該是各方的共同目標。在這長期的建構過程中,唯有相關各方發揮同理,透過坦率溝通,共同搭建穩定協作架構,才能趨利避害,合作共贏。
最後,道理人人會說,如何從理論邁入實踐,各方唯有把握務實原則,真正貼近兩岸三地的社會脈動,才能找到行穩致遠的可行之道。 綜合而言,台灣為了自己、為了區域的持久和平,必須重新找出切入兩岸三地賽局的基點,也唯有立足在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具備拉動兩岸三地共建善治(good governance)與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的歷史與現實條件。
這是因為「中華民國」在民族與民主層次承載的歷史資產與歷久彌新的理想,既能略為降低大陸方面對「顏色革命」的疑慮,也能激勵兩岸三地的社會相向而行,從對話尋找互利共生的共識。由這個角度而言,「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與台灣的民主實踐,將能真正發揮其歷史價值與前瞻潛力,成為區域與國際和平穩定的正向力量。
追懷歷史,盱衡世局,世界從沒有像今天一樣,這麼需要一個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這般的華人民主國家。寄望朝野共同經略這個國家的歷史資產與當代價值,勇敢擁抱自己的時代責任,進而與陸港雙方針對善治、民主與和平進行對話,以緩解區域局勢,建構持久和平。
顧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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