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中共建黨方五年。胡適受邀於國外進行一場英語演講,題目為The Renaissance in China(〈中國的文藝復興〉),談五四,談國民黨,更重要的是談為何五四後中國的知識份子轉向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一演講完,在場的評論人便認為「我們現在能明白為什麼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了。」
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在演講裡,談到了中國當時面對的核心問題,是整個社會缺乏組織。國家的力量無法觸及農村裡來。缺乏組織,所以生產力低落。缺乏組織,所以國家不能統一。缺乏組織,所以中國是一盤散沙。中國在晚清到民國初年的一切困境,若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講,便是出於:
「中國人作為一種族,向來缺乏組織(The Chinese as a race have always shown a lack of organization)」這便是胡適眼中困擾了中國數百年的困境。本文簡稱為「胡適難題」。
臺大歷史系的王遠義教授在〈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便分析到,在當時的脈絡裡,蘇聯當時經濟上的突飛猛進,在國際政治上成為一股巨大的勢力,讓讓中國多數人把「列寧式政黨」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看成了解決中國一盤散沙的終極工具。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普遍相信共產主義,是相信這樣的現代化模式得以將基層社會組織起來,發達經濟,富國強兵。
1949後,中國人最終選擇了布爾什維克的方案。就算在1979後改革開放,放棄了社會主義,但終究沒有放棄列寧式政黨、一黨專政跟菁英先鋒隊、以黨領軍、以黨領政等等的「布爾什維克的概念」。
本文將會從三個時點:1880年代的苗栗、1934年的江西南昌,以及2000年後的河南省新野縣,分別利用淡新檔案、蔣介石的南昌改革以及近年來火紅的馮軍旗教授的博士論文《中縣幹部》,略談中國這百年的巨大社會轉型,並回頭檢視「胡適難題」。胡適難題被中共解決了嗎?代價為何?
「胡適難題」具體來說,始自中華帝國的疆域遠超其能控制的範圍。一個省有時有上百個縣,而「知縣」是帝國能直接控制的最基層。在縣以下,往往又有數百個村。以清代臺灣來說,光一個新竹縣底下就四、五百個村,而底下要談的「頭份」(今苗栗頭份)便是其中一個。
對於縣以下的統治,清代依賴保甲制度。按照瞿同祖《清代地方行政》所論,每一個鄉鎮或村里,知縣會指派一名地保,可以想成是官派的村長,這名地保必須向官府通報地方的糾紛、謀殺案件,也必須代官府向鄉民發布消息。實際上,保甲制度在中國當時各個省都不太一樣,名稱至少有數十種以上。有些地方這類官派的村長地位低,但在有些地方如清代臺灣,則叫「總董」或「總理」,在村里頗具威望。
這些敘述講來抽象。由戴炎輝先生保存的「淡新檔案」收錄了大量清代臺灣北部地區的法律文件,其電子化的檔案收錄於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當中。我試著從一個有趣的案件(THDL: Lab303_DanXin-12516_003.html)當中刻劃出地方的運作。
清代新竹最巨大的官營水圳 — 隆恩圳,主要是灌溉今日新竹市區附近,清代中水道拉長到了竹南頭份這地方。頭份有自己的市街、有水田,沿山的地方則種了甘蔗。1886年頭份的總董,緊急向新竹知縣稟告,地方上突然出現一些「無良之輩」(其實就是今天騎機車到處搞事的8+9),趁甘蔗要收成的時候,拿著開山刀或斧頭之類的武器,把甘蔗砍得亂七八糟。小地主損失慘重,賴以為生的蔗農則欲哭無淚。知縣一個月後答覆,將會派人處理,如果抓到了這些無賴後,若無賴們沒有悔意,必定會加以嚴懲。
頭份在當時算是某種模範村子。根據日本總督府第一次土地調查的統計,頭份有八成的土地有繳土地稅,有97%的土地買賣有跟政府登記繳交易稅(俗稱紅契),可以想像是當時清帝國能控制的村子當中的前1%的模範村了,然而這模範村的運作還是需要透過鄉村的代理人,運作起來十分「散漫」。
頭份與新竹在今天走高速公路只要30分鐘。但在那時代,一來一往的公文已經花了一個月。當國家的實力沒辦法貫穿到地方時,就算是模範村如頭份,盜匪可以輕易跑到一個村子胡搞瞎搞一番後就逃掉,等到官兵要來捉拿,也拖過一個月以上了。這番畫面,與今天臺灣一個鄉鎮約有5個派出所,或中國可以隨時進行小區封鎖的基層動員相比,可謂渾然不同。
清帝國解組後,軍閥混戰,基層社會解組傾向更強,於是有了《讓子彈飛》裡魔幻的鵝城。而在胡適的演講裡,「回狂瀾于既倒」的兩股勢力,一個是國民黨,另一個則是布爾什維克。
《讓子彈飛》裡的鵝城,更接近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裡對於北方縣城的描寫。事實上,南京國民政府有試圖在少數的地方,將國家力量垂直地釘入農村基層,比方說江西。江西當時正是國、共兩黨爭奪的重要省份。
蔣介石在江西南昌設立了「南昌行營」,作為江南五省的「剿匪司令部」。在中原大戰結束後,時任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蔣介石,便長期駐紮在南昌,統籌剿共事宜,以對抗當時在農村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中國共產黨。
國民政府非常明白,要對抗共產黨,唯一的方法是在農村貫徹國家力量。人稱「小諸葛」的楊永泰,當時乃是蔣介石身邊最重要的謀士,便建議要在江西展開「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措施,稱之為「管教養衛」,由此一來,國民政府便在江西在內的幾個省份,發展出了一套非常類似於日本總督府在臺灣鄉村的統治模式。
關於管教養衛的實施,1930年代的政策討論,見於吳景超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近年來有關的研究,則以張智瑋博士2015年發表在政大史粹的〈蔣介石與現代國家的建構: 以1930年代江西的地方政制改革為例〉為主,以下描述將這兩份參考資料為主。
「管教養衛」簡單的說,便是建立一套軍政合一的現代基層統治。先談「管」跟「衛」方面,江西的措施旨在減化在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所描述的地方代理人問題,也就是鵝城裡的劣紳黃四郎的角色。
國民政府在實施「管」跟「衛」方面,便是直接由政府本身來管理地方事務跟收稅,這具體表現在「省縣鄉」的「鄉」層次,設立鄉公所跟警察局,以便一路掌控,為了強化傳統的保甲,甚至設立聯甲主任(與臺灣日治時期的保甲局異曲同功),由中央指派的人物掌管調度保甲,雖仍名為保甲,實已產生質變。
在「教」跟「養」的方面,則是實施義務教育,將年輕人吸納到學校體系當中,減少失學跟文盲,並讓年輕學子無以游離於國家體系之外,並從省到縣到鄉,一路普設各級公路,讓資源在村與村之間可以自由流通,最終還要普設農村金融,以減少農民高利貸困境,以發達地方產業。這些措施常被稱視為「黃金十年」的建設項目,不過這些建設,實際是為了落實管教養衛。
為了要達到「管教養衛」這種由上往下的現代化模式,最核心的政治工程便是「土地丈量」跟「戶口調查」,由國家清丈土地,保障業戶產權,按地力與面績定下稅則。熟悉臺灣日治時期發展的朋友,會發現這些措施,大部份都跟總督府的「保甲局」、「土地丈量」、「普設警察局」、「推廣農村金融」等措施,非常類似。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直接把這套結合警政、地政、戶政的治理模式套用在臺灣上,當然毫無違和感。
管教養衛在江西,雖有達到剿共的目的(後來中共便開始往延安「長征」),落實起來卻難以盡善盡美,因為上述的每一個項目,都需要大量的經費,截至抗戰爆發,光江西一地,大部份改革仍未完成。
除了江西之外,有多個地區也陸續地進行改革。蔣介石在執行這些項目時,軍委會的花銷已佔據當時南京國民政府一半以上的中央預算,這些改革的經費只好攤派到實施改革的地方財政上頭,一切地方稅、賦加稅,無疑讓地方的農村經濟狀況雪上加霜。為了擴增財源,才會陸續有宋子文主導的銀行國有化、鹽稅改革、上海等多家銀行承購南京政府公債,甚至宋子文出國跑去找美國羅斯福總統尋求美援等等的財金措施。
從「管教養衛」這段歷史來看,南京國民政府並非不想解決「胡適難題」,國民政府當然知道要維持政權,必須把農村組織起來,以防共產黨的滲透。但是這一套方法的開銷極大,經費有限,國民政府的行政體質先天不良,最終只能在臺灣,我們才看到了這一套「管教養衛」的完整體:鄉公所、戶政事務所、普設警察局、土地登記制度,但這有賴於於日本總督府已經在地政、警政、戶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戰後臺灣較為突出的,則是「普及義務教育」了,蔣介石在臺灣完成了在江西就想推廣的全面國中小義務教育。
至於中國,則輪到戰後的中國共產黨來解決胡適難題了。
《中縣幹部》是現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的馮軍旗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在中國引起了廣大迴響,原因有二。一個是出於《中縣幹部》著墨於中國在2008到2010年這段期間的縣鄉治理,另一個則出於這篇論文充滿中國特色的研究手法:當時仍在北京大學唸博士的馮軍旗本人,被安插到了「中縣」,進行臥底式的田野調查。「中縣」其實是化名,中縣便是河南省新野縣,馮軍旗本人曾先後擔任過副鄉長跟縣長助理。
透過一線的觀察、大量的訪問基層黨幹部,馮軍旗勾勒出了中國共產黨窒息式的鄉村治理,以及農民工出身的基層幹部跟「紅二代」高層幹部的矛盾。對於當地官員來說,不同的鄉、縣各種職務對於升遷的幫助不同,這些升官的隱形階梯影響了官員做事的誘因,為了壟斷肥缺,當地紅二代家族利用送禮、聯姻、打牌等方式彼此連結,形成了政治肥缺「不落地」的現像。除了紅二代之外,馮軍旗也觀察到了另一股勢力:那些由解放軍轉任到地方基層的幹部,這一匹軍方出身的幹部,很少出現在歐美學者的文章裡頭,但在《中縣幹部》裡頭,他們雖不高調,卻不容小覷。
《中縣幹部》也露骨地寫出了黨幹部如何介入了各種地方經濟事務,更側重其中的利益分配與衝突 — 比方說縣醫院被視為「窩子弟」首選,許多黨幹部安插了大量親戚在縣醫院裡頭工作,生起一些醫療糾紛,起初只是醫死了人,後來竟演變成民眾跟官員的衝突。除此之外,縣醫院還發生過醫師械鬥,起初兩個老醫師打架,結果變成了各自的親戚跟利害關係人都前來助拳,引爆成百人大戰(《中縣幹部》,頁69)。相當的魔幻寫實,但這些描述在中國具有一般性,《中縣幹部》才會引起許多人共鳴。
但如果我們退一步去看這「縣醫院窩子弟」的魔幻寫實畫面,便會發現當初胡適說的「欠缺組織」的問題已經不見了。反之,中國今天的問題是一切事務被包在組織之內,多少都捲入到了黨政軍的利害關係當中。在中縣,就連兩個老醫生之間的衝突,都能演變成背後黨幹部派系之間的衝突。中共史專家Maurice Meisner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一直強調一個論點:毛澤東留下來的中國是一個官僚的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把純粹的計劃經濟,混和了市場經濟的要素,但對官僚體制本身沒有太大的改變。
由此觀之,才能深入理解中國今天的高成長,乃是官僚動員的結果。《中縣幹部》在第六章〈政績〉描寫鄉級官員為了升遷,發狂似地推動地區經濟發展,馮軍旗用上了精彩的形容:「逼民致富」。
「逼民致富」始自這種官僚升遷的誘因體制之下,地方經濟活動都被鑲嵌在黨政軍的組織裡頭,則一個村民想躺平都不行,出於官僚對於升遷的渴求下,地方人民被要求去學習國外最新的技術、蓋最新的工廠、生產最新的產品,貢獻於區域的人均GDP增長。
這種「逼民致富」的狂熱,也造成了許多問題,比方說地方的高度舉債、挪用經費、貪腐、提高對農民的賦加稅,但人民並沒有被關在官僚鐵牢之外的選項,要不是不知道這些是問題,不然就是只能吞下去。
這制度要有效運作,相當依賴上級官僚的監督。比方說在中縣,一個鄉鎮的書記為了衝刺業績,可能有虛報了該鄉鎮養殖的牛隻數量,當時縣書記要去一個鄉鎮視察,這名鄉鎮書記或許是為了充場面,又或有虛報而怕被被發現,緊集動員了全鎮的牛群,甚至跑去鄰近鄉鎮臨時租借農民的牛,結果牛群數量太多,在趕牛回來的路堵塞了馬路,剛好被縣書記看到了這畫面(頁132)。
除了上對下的監管外,《中縣幹部》也觀察到了官僚體制裡的另一機制:舉報。因為官員與官員之間彼此競爭,舉報搞掉一個對手,自己升遷的機會自然提高。鄉級幹部之間的惡鬥舉報到縣級紀律委員會(縣紀委),縣級幹部之間的惡鬥舉報到省紀委,省之間的惡鬥可以再提到中紀委,也就是中央紀律委員會。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縣幹部》是寫在「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工作」之前。自從習近平開始打貪之後,中央紀律委員會會主動「降級」去監督跟打擊縣跟鄉鎮等級的官員,而基層官僚的運作也有些改變。但整體經濟活動在打貪之後,然後嵌入在官僚體制當中,只是許多原本由地方官僚所掌控的事務,今天改由中央直接接管、督察。
如果胡適穿越時空來到今天,他會收回那句「中國人就是缺乏組織的民族」。於今天,中國人可能是具有全世界組織紀律的民族。事實上,胡適早在1950年代在臺北南港,讀了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後,便有「昨是而今非」之感悟。臺大歷史系的王遠義教授在〈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中,便把胡適的思路轉折寫得相當清楚。按照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分析,若經濟運作由官僚支配,政治將一路通往極權,而人民無自由可言。
當然,海耶克描述的共產主義國家,跟今日的中國大不相同。蘇聯全面的控制價格機制跟壓制市場,中國今天則擁抱價格機制與創造市場。但從本文的分析,尤其是《中縣幹部》裡提供的描述,官僚今天控制經濟的規模恐怕比計劃經濟時期還更為穿透,布爾什維克體制的本質並未改變。
但是胡適與李大釗一輩知識份子,在中國剛引入布爾什維克主義時,只是樂觀地想像,布爾什維克能可以作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工具。比方說,李大釗在一篇收錄在1919年的一篇文章〈再論問題與主義〉便樂觀地認為:「經濟問題可一旦以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
中共建黨百年,「胡適難題」被布爾什維克主義解決了,中國今天的確富起來了。不過離李大釗說的滿是鳥語花香的烏托邦,仍是長路漫漫。
1926年,中共建黨方五年。胡適受邀於國外進行一場英語演講,題目為The Renaissance in China(〈中國的文藝復興〉),談五四,談國民黨,更重要的是談為何五四後中國的知識份子轉向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一演講完,在場的評論人便認為「我們現在能明白為什麼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了。」
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在演講裡,談到了中國當時面對的核心問題,是整個社會缺乏組織。國家的力量無法觸及農村裡來。缺乏組織,所以生產力低落。缺乏組織,所以國家不能統一。缺乏組織,所以中國是一盤散沙。中國在晚清到民國初年的一切困境,若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講,便是出於:
「中國人作為一種族,向來缺乏組織(The Chinese as a race have always shown a lack of organization)」這便是胡適眼中困擾了中國數百年的困境。本文簡稱為「胡適難題」。
臺大歷史系的王遠義教授在〈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便分析到,在當時的脈絡裡,蘇聯當時經濟上的突飛猛進,在國際政治上成為一股巨大的勢力,讓讓中國多數人把「列寧式政黨」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看成了解決中國一盤散沙的終極工具。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普遍相信共產主義,是相信這樣的現代化模式得以將基層社會組織起來,發達經濟,富國強兵。
1949後,中國人最終選擇了布爾什維克的方案。就算在1979後改革開放,放棄了社會主義,但終究沒有放棄列寧式政黨、一黨專政跟菁英先鋒隊、以黨領軍、以黨領政等等的「布爾什維克的概念」。
本文將會從三個時點:1880年代的苗栗、1934年的江西南昌,以及2000年後的河南省新野縣,分別利用淡新檔案、蔣介石的南昌改革以及近年來火紅的馮軍旗教授的博士論文《中縣幹部》,略談中國這百年的巨大社會轉型,並回頭檢視「胡適難題」。胡適難題被中共解決了嗎?代價為何?
1886年頭份:清代保甲制度
「胡適難題」具體來說,始自中華帝國的疆域遠超其能控制的範圍。一個省有時有上百個縣,而「知縣」是帝國能直接控制的最基層。在縣以下,往往又有數百個村。以清代臺灣來說,光一個新竹縣底下就四、五百個村,而底下要談的「頭份」(今苗栗頭份)便是其中一個。
對於縣以下的統治,清代依賴保甲制度。按照瞿同祖《清代地方行政》所論,每一個鄉鎮或村里,知縣會指派一名地保,可以想成是官派的村長,這名地保必須向官府通報地方的糾紛、謀殺案件,也必須代官府向鄉民發布消息。實際上,保甲制度在中國當時各個省都不太一樣,名稱至少有數十種以上。有些地方這類官派的村長地位低,但在有些地方如清代臺灣,則叫「總董」或「總理」,在村里頗具威望。
這些敘述講來抽象。由戴炎輝先生保存的「淡新檔案」收錄了大量清代臺灣北部地區的法律文件,其電子化的檔案收錄於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當中。我試著從一個有趣的案件(THDL: Lab303_DanXin-12516_003.html)當中刻劃出地方的運作。
清代新竹最巨大的官營水圳 — 隆恩圳,主要是灌溉今日新竹市區附近,清代中水道拉長到了竹南頭份這地方。頭份有自己的市街、有水田,沿山的地方則種了甘蔗。1886年頭份的總董,緊急向新竹知縣稟告,地方上突然出現一些「無良之輩」(其實就是今天騎機車到處搞事的8+9),趁甘蔗要收成的時候,拿著開山刀或斧頭之類的武器,把甘蔗砍得亂七八糟。小地主損失慘重,賴以為生的蔗農則欲哭無淚。知縣一個月後答覆,將會派人處理,如果抓到了這些無賴後,若無賴們沒有悔意,必定會加以嚴懲。
頭份在當時算是某種模範村子。根據日本總督府第一次土地調查的統計,頭份有八成的土地有繳土地稅,有97%的土地買賣有跟政府登記繳交易稅(俗稱紅契),可以想像是當時清帝國能控制的村子當中的前1%的模範村了,然而這模範村的運作還是需要透過鄉村的代理人,運作起來十分「散漫」。
頭份與新竹在今天走高速公路只要30分鐘。但在那時代,一來一往的公文已經花了一個月。當國家的實力沒辦法貫穿到地方時,就算是模範村如頭份,盜匪可以輕易跑到一個村子胡搞瞎搞一番後就逃掉,等到官兵要來捉拿,也拖過一個月以上了。這番畫面,與今天臺灣一個鄉鎮約有5個派出所,或中國可以隨時進行小區封鎖的基層動員相比,可謂渾然不同。
清帝國解組後,軍閥混戰,基層社會解組傾向更強,於是有了《讓子彈飛》裡魔幻的鵝城。而在胡適的演講裡,「回狂瀾于既倒」的兩股勢力,一個是國民黨,另一個則是布爾什維克。
1934年江西南昌:國民政府的管教養衛
《讓子彈飛》裡的鵝城,更接近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裡對於北方縣城的描寫。事實上,南京國民政府有試圖在少數的地方,將國家力量垂直地釘入農村基層,比方說江西。江西當時正是國、共兩黨爭奪的重要省份。
蔣介石在江西南昌設立了「南昌行營」,作為江南五省的「剿匪司令部」。在中原大戰結束後,時任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蔣介石,便長期駐紮在南昌,統籌剿共事宜,以對抗當時在農村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中國共產黨。
國民政府非常明白,要對抗共產黨,唯一的方法是在農村貫徹國家力量。人稱「小諸葛」的楊永泰,當時乃是蔣介石身邊最重要的謀士,便建議要在江西展開「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措施,稱之為「管教養衛」,由此一來,國民政府便在江西在內的幾個省份,發展出了一套非常類似於日本總督府在臺灣鄉村的統治模式。
關於管教養衛的實施,1930年代的政策討論,見於吳景超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近年來有關的研究,則以張智瑋博士2015年發表在政大史粹的〈蔣介石與現代國家的建構: 以1930年代江西的地方政制改革為例〉為主,以下描述將這兩份參考資料為主。
「管教養衛」簡單的說,便是建立一套軍政合一的現代基層統治。先談「管」跟「衛」方面,江西的措施旨在減化在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所描述的地方代理人問題,也就是鵝城裡的劣紳黃四郎的角色。
國民政府在實施「管」跟「衛」方面,便是直接由政府本身來管理地方事務跟收稅,這具體表現在「省縣鄉」的「鄉」層次,設立鄉公所跟警察局,以便一路掌控,為了強化傳統的保甲,甚至設立聯甲主任(與臺灣日治時期的保甲局異曲同功),由中央指派的人物掌管調度保甲,雖仍名為保甲,實已產生質變。
在「教」跟「養」的方面,則是實施義務教育,將年輕人吸納到學校體系當中,減少失學跟文盲,並讓年輕學子無以游離於國家體系之外,並從省到縣到鄉,一路普設各級公路,讓資源在村與村之間可以自由流通,最終還要普設農村金融,以減少農民高利貸困境,以發達地方產業。這些措施常被稱視為「黃金十年」的建設項目,不過這些建設,實際是為了落實管教養衛。
為了要達到「管教養衛」這種由上往下的現代化模式,最核心的政治工程便是「土地丈量」跟「戶口調查」,由國家清丈土地,保障業戶產權,按地力與面績定下稅則。熟悉臺灣日治時期發展的朋友,會發現這些措施,大部份都跟總督府的「保甲局」、「土地丈量」、「普設警察局」、「推廣農村金融」等措施,非常類似。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直接把這套結合警政、地政、戶政的治理模式套用在臺灣上,當然毫無違和感。
管教養衛在江西,雖有達到剿共的目的(後來中共便開始往延安「長征」),落實起來卻難以盡善盡美,因為上述的每一個項目,都需要大量的經費,截至抗戰爆發,光江西一地,大部份改革仍未完成。
除了江西之外,有多個地區也陸續地進行改革。蔣介石在執行這些項目時,軍委會的花銷已佔據當時南京國民政府一半以上的中央預算,這些改革的經費只好攤派到實施改革的地方財政上頭,一切地方稅、賦加稅,無疑讓地方的農村經濟狀況雪上加霜。為了擴增財源,才會陸續有宋子文主導的銀行國有化、鹽稅改革、上海等多家銀行承購南京政府公債,甚至宋子文出國跑去找美國羅斯福總統尋求美援等等的財金措施。
從「管教養衛」這段歷史來看,南京國民政府並非不想解決「胡適難題」,國民政府當然知道要維持政權,必須把農村組織起來,以防共產黨的滲透。但是這一套方法的開銷極大,經費有限,國民政府的行政體質先天不良,最終只能在臺灣,我們才看到了這一套「管教養衛」的完整體:鄉公所、戶政事務所、普設警察局、土地登記制度,但這有賴於於日本總督府已經在地政、警政、戶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戰後臺灣較為突出的,則是「普及義務教育」了,蔣介石在臺灣完成了在江西就想推廣的全面國中小義務教育。
至於中國,則輪到戰後的中國共產黨來解決胡適難題了。
2008年新野縣:中縣幹部
《中縣幹部》是現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的馮軍旗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在中國引起了廣大迴響,原因有二。一個是出於《中縣幹部》著墨於中國在2008到2010年這段期間的縣鄉治理,另一個則出於這篇論文充滿中國特色的研究手法:當時仍在北京大學唸博士的馮軍旗本人,被安插到了「中縣」,進行臥底式的田野調查。「中縣」其實是化名,中縣便是河南省新野縣,馮軍旗本人曾先後擔任過副鄉長跟縣長助理。
透過一線的觀察、大量的訪問基層黨幹部,馮軍旗勾勒出了中國共產黨窒息式的鄉村治理,以及農民工出身的基層幹部跟「紅二代」高層幹部的矛盾。對於當地官員來說,不同的鄉、縣各種職務對於升遷的幫助不同,這些升官的隱形階梯影響了官員做事的誘因,為了壟斷肥缺,當地紅二代家族利用送禮、聯姻、打牌等方式彼此連結,形成了政治肥缺「不落地」的現像。除了紅二代之外,馮軍旗也觀察到了另一股勢力:那些由解放軍轉任到地方基層的幹部,這一匹軍方出身的幹部,很少出現在歐美學者的文章裡頭,但在《中縣幹部》裡頭,他們雖不高調,卻不容小覷。
《中縣幹部》也露骨地寫出了黨幹部如何介入了各種地方經濟事務,更側重其中的利益分配與衝突 — 比方說縣醫院被視為「窩子弟」首選,許多黨幹部安插了大量親戚在縣醫院裡頭工作,生起一些醫療糾紛,起初只是醫死了人,後來竟演變成民眾跟官員的衝突。除此之外,縣醫院還發生過醫師械鬥,起初兩個老醫師打架,結果變成了各自的親戚跟利害關係人都前來助拳,引爆成百人大戰(《中縣幹部》,頁69)。相當的魔幻寫實,但這些描述在中國具有一般性,《中縣幹部》才會引起許多人共鳴。
但如果我們退一步去看這「縣醫院窩子弟」的魔幻寫實畫面,便會發現當初胡適說的「欠缺組織」的問題已經不見了。反之,中國今天的問題是一切事務被包在組織之內,多少都捲入到了黨政軍的利害關係當中。在中縣,就連兩個老醫生之間的衝突,都能演變成背後黨幹部派系之間的衝突。中共史專家Maurice Meisner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一直強調一個論點:毛澤東留下來的中國是一個官僚的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把純粹的計劃經濟,混和了市場經濟的要素,但對官僚體制本身沒有太大的改變。
由此觀之,才能深入理解中國今天的高成長,乃是官僚動員的結果。《中縣幹部》在第六章〈政績〉描寫鄉級官員為了升遷,發狂似地推動地區經濟發展,馮軍旗用上了精彩的形容:「逼民致富」。
「逼民致富」始自這種官僚升遷的誘因體制之下,地方經濟活動都被鑲嵌在黨政軍的組織裡頭,則一個村民想躺平都不行,出於官僚對於升遷的渴求下,地方人民被要求去學習國外最新的技術、蓋最新的工廠、生產最新的產品,貢獻於區域的人均GDP增長。
這種「逼民致富」的狂熱,也造成了許多問題,比方說地方的高度舉債、挪用經費、貪腐、提高對農民的賦加稅,但人民並沒有被關在官僚鐵牢之外的選項,要不是不知道這些是問題,不然就是只能吞下去。
這制度要有效運作,相當依賴上級官僚的監督。比方說在中縣,一個鄉鎮的書記為了衝刺業績,可能有虛報了該鄉鎮養殖的牛隻數量,當時縣書記要去一個鄉鎮視察,這名鄉鎮書記或許是為了充場面,又或有虛報而怕被被發現,緊集動員了全鎮的牛群,甚至跑去鄰近鄉鎮臨時租借農民的牛,結果牛群數量太多,在趕牛回來的路堵塞了馬路,剛好被縣書記看到了這畫面(頁132)。
除了上對下的監管外,《中縣幹部》也觀察到了官僚體制裡的另一機制:舉報。因為官員與官員之間彼此競爭,舉報搞掉一個對手,自己升遷的機會自然提高。鄉級幹部之間的惡鬥舉報到縣級紀律委員會(縣紀委),縣級幹部之間的惡鬥舉報到省紀委,省之間的惡鬥可以再提到中紀委,也就是中央紀律委員會。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縣幹部》是寫在「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工作」之前。自從習近平開始打貪之後,中央紀律委員會會主動「降級」去監督跟打擊縣跟鄉鎮等級的官員,而基層官僚的運作也有些改變。但整體經濟活動在打貪之後,然後嵌入在官僚體制當中,只是許多原本由地方官僚所掌控的事務,今天改由中央直接接管、督察。
中國人組織起來了,但也快窒息了
如果胡適穿越時空來到今天,他會收回那句「中國人就是缺乏組織的民族」。於今天,中國人可能是具有全世界組織紀律的民族。事實上,胡適早在1950年代在臺北南港,讀了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後,便有「昨是而今非」之感悟。臺大歷史系的王遠義教授在〈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中,便把胡適的思路轉折寫得相當清楚。按照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分析,若經濟運作由官僚支配,政治將一路通往極權,而人民無自由可言。
當然,海耶克描述的共產主義國家,跟今日的中國大不相同。蘇聯全面的控制價格機制跟壓制市場,中國今天則擁抱價格機制與創造市場。但從本文的分析,尤其是《中縣幹部》裡提供的描述,官僚今天控制經濟的規模恐怕比計劃經濟時期還更為穿透,布爾什維克體制的本質並未改變。
但是胡適與李大釗一輩知識份子,在中國剛引入布爾什維克主義時,只是樂觀地想像,布爾什維克能可以作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工具。比方說,李大釗在一篇收錄在1919年的一篇文章〈再論問題與主義〉便樂觀地認為:「經濟問題可一旦以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
中共建黨百年,「胡適難題」被布爾什維克主義解決了,中國今天的確富起來了。不過離李大釗說的滿是鳥語花香的烏托邦,仍是長路漫漫。
鄭紹鈺
鄭紹鈺,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與計量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心專任研究助理。研究專長為工業化、產業政策、制度研究、美援政策。更多 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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