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賀煦：日本年號更替中的政治思考

日本年號的政治學──看日本政治的變遷

2019年，同時也是平成（へいせい）31年的四月一號，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今天公布了新一代的年號「令和」(れいわ)。此為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並非出自中國古籍的年號，台灣媒體視為是一種「去中國化」。　　

日本歷代年號皆出自中國典籍，且有「政治上」的寓意

按近代以來的年號，「明治」、「大正」、「昭和」等，分別出自易經、尚書、史記等中國古籍。而其內容，由於中文字的排列組合，也可能對應不只單一的句子，以「平成」而言，即對應「內平外成」、「地平天成」。但總而言之，日本年號出自中國古籍的典故，並祈求國家政治昌平、順暢的寓意，自古皆然。

而這次的「令和」，出自日本自己的古籍《萬葉集》中的「初春令月，氣淑風和」，而非如以往出自中國的古籍，確實是一個創舉，這也被有相同「去中國化」目標的某些台灣人視為是日本也在「去中國化」。　　

年號中的「去政治化」

但這個年號除了「去中國化」以外，「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此句的另一個特質也不能不察，即它是一句「純粹寫景」的文字，因此與傳統上「有政治寓意」的句子有差別，此句更是一種「去政治化」。

舉例而言，平成的「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就是體現傳統儒家的人倫思想，這種人倫的思想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基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庭內人倫關係的延伸，就是君臣乃至於一切政治關係的基礎。

以此而言，純粹寫景的「令和」，不只可以說是「去中國化」，也可以說是「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實是「政治考量」

但很有趣地，此種「去政治化」，實際上也是一種「政治化」考量。大背景不外乎就是二戰以後，隨著日本的民主化，政治上皇室不再掌握實權；宗教上不需要保持高度的神秘性、血統純正性，因此更需要與民間有更多的互動，並營造一種「親民形象」。

目前還在位的明仁天皇，於1959年與平民出身的皇后共結連理，就是這種「親民化」的一個步驟。但其實我認為，這種日本皇室政治的「親民化進程」，最早可以上溯到從戰後裕仁天皇的《人間宣言》(宣布天皇不是神)，以及他巡視日本全國的訪問，其間他留下許多足跡，以視親民。而歷史上著名的「天皇與麥帥合照」，更是完全將天皇從「宗教化」的形象上一舉扯下來的一步。

「親民化」的皇室

可以說，這種「親民化」是美國占領下，為了瓦解日本軍國主義最高象徵的「天皇」的宗教形象所啟動的，然後隨後被「民主化」浪潮一步一步推進的。正所謂「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政治的權力交替方式，就是推動日本皇室政治一步一步「親民化」的「天下大勢」。

日本此舉是否是在「去中國化」？

最後，另一點不得不質疑的，即是「去中國化」這個命題的說法。縱然此次日本年號的出處並非中國古籍，但出處《萬葉集》作為日本最早的詩歌集，全書所用的皆是來自中國的「漢字」，因為當時日本還沒有發明現在所用的「片假名」、「平假名」。

由此說明，歷經時間發展，飄洋過海的漢字早已經作為日本固有文化的一部分，難以分割。或者也可以說，中國的「古典文化」是東亞許多國家乃至於世界所共享的文化、精神泉源。由此，就算使用「尚書」、「史記」作為年號出處，也不能說就是「中國化」，不用就是「去中國化」，這種武斷的分類，並不符合事實。

台灣人需要思考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聯

台灣人由於與日本密切的往來以及過去殖民的歷史，對於日本所發生的事情總保持高度注意。但這種注意、關切，還有一層關係，即是兩地所共享的「漢文化」、「傳統中華文化」底蘊。

然而，日本與中國大陸政治上的關係，早已經透過千百年來的發展確立，文化上也確立了自己的「日本文化」，以此在吸收優秀的中國文化時，保持自信，也視自己為「中華文化圈」的一部分，甚至是領航者。

而由於當前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政治上的緊張關係，促使許多人在為了證明「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情形下，也想要證成台灣在「文化上」應該「去中國化」。

因此有論者看到日本的新年號，就見獵心喜，以為是「去中國化」的資源，卻忽略的日本與我們對於「中國」的脈絡、想像實有很大差別，卻不能就事論事，討論日本本身內部的變遷，甚為可惜！

而台灣人究竟如何看待自身傳統中的中國文化元素，重新思考台灣在中華文化圈內的定位，也注定將是一場所有人的政治功課與認同鬥爭的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