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漢陽：盤點中共金融幫－「那些年，他們都曾待過的國家經改委」

編按：“值此中國經濟逐漸下行之際，2018年3月的「兩會」當中，中共啟動了近十年來最大的黨國體制革新－深化黨與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其中，原本的金融監管機構大幅整頓，原本的「一行三會」改組為「一委一行兩會」。其中的人事上下也引起外界關注，因為由同一個人隻手掌握貨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政策指揮系統是十五年來未曾發生過的情況....

作者透過爬梳歷史資料，為我們描繪出了中共經濟＆金融系統的「兩代金融幫」與「三大派系」的人事樣貌。這些人走過改革開放的巔簸、六四的經濟封鎖、入世貿談判的艱險與2015年股災的救火應對。他們是誰？從哪裡來？又將如何帶領中國應對地方債、金融風險、失業率上行步步進逼的「明斯基時刻」，與對外國際貿易戰形成的完美經濟風暴？

對所有中國黨政的觀察者來說，自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到翌年3月的兩會期間，這半年可說是高潮迭起。中共近期的政治旋風，讓國際產官學界議論紛紛。從沒有接班梯隊到修憲廢除主席任期制，習近平似乎不願意乖乖遵循鄧小平遺留下來的政治遺產－權力繼承的遊戲規則。

許多觀察家更注意到「習家軍」全面上位的現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組成包含了大批習近平在仕官之途中結識的幹部。重要黨政機關的領導也由親信把持，習近平形同完全掌握中共黨政。由於中共沒有民主投票選舉，領導階層依循著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誕生，無法像自由民主國家的選舉研究一般，透過民調來預測黨政幹部的人選。

每當五年一次的全國黨代表大會召開，「誰能『入常』、誰又能『入局』」，各家紛紛出土分析報告，無不所用其極地預測可能晉升的官員。也因幹部產生的過程並未透明，外界在判斷人選時，經常採用各別幹部的職務履歷、年齡、共事關係等資訊進行比較分析。

但鮮少人注意到中共金融界的人事流動現象。可能因為中共的金融監管系統是在二十一世紀之後才逐漸成形，以分析標的而言仍是非常年輕，研究對象的數量相對少。加上金融領域屬宏觀調控的經濟部門，穿插其中的幹部也多屬專業技術官僚，不容易對黨政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時下少見關於中國金融官場的討論。

然而，在2018年3月兩會當中，中共啟動了近十年來最大的黨國體制革新－深化黨與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將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保監會）併入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銀監會），組合成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銀保監會），其領導由原銀監會主席郭樹清擔任。同時，郭樹清再兼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委書記，與新上任的行長易綱共同執掌中國央行。郭樹清形同隻手掌握貨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政策指揮系統，這是中共自2003年「一行三會」監管機制成行以來，從未發生過的。

重大的革新讓金融系統引起了外界的熱烈關注。而郭樹清是誰？檢視他的從政履歷，不僅在經濟部門有豐富的工作經驗，曾於貴州當過副省長、在山東當過省長，顯示他在地方行政上的才華。最有意思的是，郭樹清在1988年與周小川、吳敬璉共同出版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一書，此書歸類在80年代蔚為風行的《走向未來》系列叢書之中，該叢書的其中一個編輯委員，就是現任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周小川後來成了中共央行行長，而吳敬璉則位列中國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加上王岐山在2008年至2013年任職主掌金融的副總理，這些人物後來皆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掌舵者，擁有高度話語權。

筆者檢閱這批後來主宰中國經濟的高級幹部之仕途路徑後，發現他們從政早期都在同一個地方待過－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下稱經改委）。經改委成立於1982年，是國務院的組成部門之一，後於1998年退場改組成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下稱經改辦），最後於2003年併入新設計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當中，消弭在歷史洪流。

經改委是中共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為邁入市場經濟所組建的策畫機構，專門主導經濟體制改革，是劃時代的重要單位。剛成立時由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牽頭，國務委員薄一波為第一副主任，實質主導事務的是安志文和鮑彤兩位副主任。若非經改委的運籌帷幄，中國難以突破過往計畫經濟的窠臼。不過，經改委的貢獻並不止於謀劃改革，以現代的眼光看來，它更是重要的經濟人才培訓庫。當年在經改委底下工作的年輕幹部，在二十年間成長茁壯，至今都已成為中共經濟要角。

以朱鎔基為「賢拜」的第一代金融幫

除了成功推動中國經濟體制轉型之外，經改委的另一個重大成就，便是培養了一批具備專業知識的年輕幹部。除了上述提到的三位以外，已屆齡退休的前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已退居二線的亞投行主席樓繼偉、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森，以及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的劉士餘，年輕時都在經改委歷練過。

爾後投身學界者，如張維迎、曹遠征、華生、石小敏等人，至今都是影響力不小的經濟學家，也都曾在經改委工作過，儘管他們後續不在政治崗位上，也都透過學術界的威名發揮影響力。本文將這些幹部在經改委的工作時間，以甘特圖的方式呈現，如表一所示，除了王岐山與周小川二人往銀行系統任職以外，其他幹部在1993年至1995年有大量的重疊，共事關係明顯。而1993年恰好又接在鄧小平南巡後，中共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推進階段，是這群年輕的經濟官員大顯身手的好時機。

這些幹部的連結並不僅止於經改委的共事關係，探查其人際關係的脈絡，可再追尋到一個共同淵源－朱鎔基。朱鎔基於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擔任國務院副總理，1998年3月晉升國務院總理，於2003年3月屆齡退休。朱鎔基在位期間，創制中國現代化經濟管理體制，並成功引領中國「入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入全球貿易體系，居功闕偉。朱鎔基在經濟事務上擁有至高權力，與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幾乎平起平坐，時有「經濟沙皇」之稱。

王岐山與周小川在銀行系統工作的期間，其頂頭上司就是以副總理之位兼央行行長的朱鎔基，而且王、周兩人是前後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當中頗有接班意味。如美國前財長鮑爾森（Henry M. Paulson）認為，王岐山和周小川是朱鎔基自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時期就積極培養的兩大弟子。[1] 樓繼偉、劉士餘則是朱鎔基的上海舊部，二人在上海的經改辦工作，朱鎔基1991年4月成為副總理後，二人也隨之進京。2002年周小川就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時，劉士餘更成為他的辦公廳主任。

朱鎔基於1998年3月上任國務院總理後，馬凱當即被委以重任，晉升成為國務院副秘書長；郭樹清也獲得晉升，成為副部級幹部，外調貴州歷練2年後再回京成為央行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身價看漲。這批當初在國家經改委扎根的幹部，在朱鎔基掌握中國經濟權力的十二年間，皆獲得了完整的政治歷練。

從現代的眼光來看，經改委可以說是培訓當今金融高官的重要宗派，而朱鎔基被稱為「祖師爺」也不為過。甚有傳聞，朱鎔基是鄧小平親手提拔的幹部，當年也是在鄧的欽點之下才成為上海市市長，後接任江澤民的遺缺成為上海市市委書記。在中共改革開放之際，高層黨政陷入雙峰政治的漩渦，有邁向「改革派vs保守派」的派系鬥爭之勢。[2]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嚴重打擊鄧小平的領導權威，改革的勢頭被壓了下去。1992年，鄧小平之所以啟動南巡講話，策動解放軍放話「保駕護航」，就是為了施壓向往保守派靠攏的江澤民。因此1998年朱鎔基成為國務院總理後，外界經常猜測，朱是銜著鄧小平的遺命，防堵江澤民又帶著中國經濟走向保守的回頭路，兩人在高層政治是明槍暗鬥樣樣來。

在朱鎔基卸任後，除了第十屆國務院（2003-2008年）中主掌金融的副總理被上海幫奪走，由江澤民的親信曾培炎接任以外，王岐山、馬凱在隨後都拿到了這個位子，加上坐鎮央行15年的周小川和掌握財政部的樓繼偉，以及年齡較小、屬「師弟」輩的郭樹清與劉士餘，第一代「金融幫」的輪廓大體已經勾勒清晰。

第二代「金融幫」及習近平時代面臨的挑戰

2015年6月中國A股爆發了一場又快又狠的股災，在短短13個交易日中，上海證券交易所加權平均指數暴跌近三成，政府砸下一兆人民幣全力護盤，才將股市維穩。[3] 股災發生後，李克強立即召集相關單位開會，除一行三會之外，財政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主要央企的負責人，也一同與會商討拯救股市的對策。[4] 這場足以動搖國本的經濟性災難，官方認為有「金融大鱷」興風作浪，為了鞏固政權，促使中共高層必須加快金融反腐的腳步，因此趕在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掀起了一場長達半年的金融反腐風暴。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吳小暉等一竿子與金融相關的官員、商人被查。

探查時間序，實際上在2015年股災爆發之後，前述這批朱鎔基的子弟兵們，或許是在同門師兄王岐山、周小川的主導之下，早已就位準備戰鬥。如劉士餘在2016年2月升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在2017年2月從山東趕回來上任銀監會主席。在經歷金融反腐的大清洗之後，有許多位子空了出來，而填補上的幹部則必須是高層信任且「乾淨」的年輕官員。當年這些受朱鎔基重用的幹部，迄今若非達屆退之齡，也都居高位，早有足夠的實力拉拔下一代的「金融幫」。

如坐擁中國人民銀行行長16年的周小川，自然可透過央行的資源，培養一批以金融專業為主的「央行系」；另一要角王岐山，在經濟和地方黨政有更加完整的歷練，自然也有一套人馬，可謂「建行系」。然而，以金融系統在現今中共治理的重要性，大量提拔心腹與強調個人集權的習近平，不可能不安插直屬於自己的官員進入。因此第二代的「金融幫」除了自第一代延伸而來的「央行系」、「建行系」以外，也必須注意習近平的「中經辦」系統。

三大系統中，又以周小川為首的「央行系」最為茁壯，普遍擁有留洋海外的經驗，學術專業特強。如現任行長易綱，從學者出身，之後長期在央行工作；現任北京市副市長殷勇，與周小川同為清華大學工業自動化專業和系統工程專業創辦者鄭維敏教授的學生，2016年12月時被拉拔成為央行副行長；證監會副主席李超曾擔任周小川的秘書；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宣昌能自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即被周小川延攬回國。[5] 「央行系」的官員具備高度的國際視野，仰賴專業智識以縱橫全球金融。

王岐山的「建行系」則是以王岐山昔日領導中國建設銀行的舊部，有現任央行副行長范一飛、中國建行董事長田國立、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黨委書記趙歡等，也有部分是中央紀委出身的幹部，如現任銀保監會副主席周亮，此前為中紀委副秘書長。

此外，另有兩名廣東舊部蔣超良與劉昆，前者為金融系統出身，現為湖北省省委書記，一度是接掌央行的熱門；後者則從全國人大「回鍋」上任財政部部長，肩負管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重責大任。蔣超良與劉昆當年協助王岐山解決了1999年廣信破產事件，收拾金融殘局。

廣信事件也讓王岐山知名度大增，被譽為是中國的「救火隊長」。如SARS疫潮、海南房產泡沫危機及前述的廣信破產事件等，他經常扮演第一線危機處理的重要角色。「建行系」幹部過去也都屬王岐山「救火大隊」中的一員，因此可推測其強項無非是經濟風險的應急處理。

「中經辦」的部分，除了習近平的親信劉鶴現為主掌金融的國務院副總理外，尚有一批在中央經濟領導小組（2018年3月後改為委員會）長期工作的幹部分發到金融系統之中，如現任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等。此外，也有一些「游離份子」，如現任央行第一副行長陳雨露，學者出身，據傳是習近平和王岐山都肯定的官員。

總而言之，現階段中共金融監管系統，可以說是由上述的三大系統（以周小川為首的「央行系」、王岐山的「建行系」及習近平/劉鶴的「中經辦」系）所組成的「金融幫」第二代掌握。或許可以說，習近平、王岐山的統治集團能夠施行有效控管，尤其主掌金融的副總理之位由習近平的親信劉鶴接掌，使習的意志能夠貫徹金融政策。但也可能出現另外一個情形：

這三支系統之間的相處氣氛可能不是這麼融洽，造成「金融幫」第二代出現嚴重的內部矛盾。如去年7月，央行與財政部就曾公開叫板，使得中國經濟「家醜外揚」，讓全世界看中共笑話。況且自1991年以來，劉鶴是繼曾培炎之後，第二位以總書記心腹的身份挑下執掌金融政務的副總理大位。劉鶴若沒有足夠的實力或威望指揮這支「金融大隊」，那中共的麻煩可就大了。然而，劉鶴確實也不是省油的燈，具有戰略眼光的他，早在經改委逐漸退場之際，透過新型態的智庫樣貌，將組織能量搬挪到了新的地方。

藉「中國經濟50人論壇」還魂的經改委

1998年6月，在經改委正式宣告不再是國務院的組成序列之際，時任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的劉鶴牽頭，找了在央行嶄露角頭的易綱及青壯派經濟學者樊綱，三人共同發起了「中國經濟50人論壇」。論壇的起頭不過是由兩個廳局級幹部跟一個年輕學者組成，但隨著三人的地位不斷上升，論壇的重要性也越來越高。往後論壇不僅網羅了大量中國當代最頂尖的經濟學者，如吳敬璉、蔡昉、茅于軾等，還囊括著大量的商界人士，定期舉辦研討會、年會，發表重大學術成果，形成官、產、學界的重要溝通研究機制。論壇集中在經濟政策的諮詢與建議，可說是目前中共最重要的國策智庫之一，如論壇宗旨所言：「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發展改革的重大問題獻策獻力」。

論壇除了集結大量的退休幹部和學者，如宋曉梧、曹遠征、石小敏、李劍閣、張維迎、樓繼偉、周小川等老同志們以外，也包含著易綱、郭樹清、韓俊（農業農村部副部長）、肖捷（國務院秘書長）、馬建堂（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韓文秀（中財辦副主任）、謝伏瞻（中國社科院院長）等一票現職官員。從組成份子來看，充斥著大量曾在經改委工作過的幹部，也就是本文指稱的「金融幫」成員，因此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不僅絕非單純的「二線機構」，更像是從經改委解散之後，「金融幫」又換了一個新的名字，重新集結在一起。

論壇持續發揮過往經改委的重要功能－人才培養。如論壇成員之一，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李波，師從吳敬璉，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之後，受周小川延攬回央行任職。論壇宛若成為中共經濟官員的後備軍，有不少幹部是在加入論壇之後，往後才變成官員，甚至成為部級領導。論壇成員足跡遍及國務院、政協、人大各路系統，在中共黨政皆是一方要角，其影響力不容小覷。如前中經辦副主任，劉鶴的老同事楊偉民，自中共第十六至十九屆，皆扮演著起草重要文件的關鍵智囊。

論壇也充分發揮其作為國家級智庫的功能，自劉鶴於2013年3月接掌中財辦主任後，論壇已受理中財辦的27件委託課題，內容包含經濟新常態、中美貿易戰、國企改革的項目，甚至連「中國在世界的新地位」等國際關係邏輯議題，論壇也參在其中。2005年，劉鶴仿效當年的《走向未來》系列叢書，論壇也出版了一套系列叢書，由50人成員分別著作。並自2008年開始，與新浪財經網合作，發布線上演講平台〈長安論壇〉，專讓50人成員發表研究成果。

綜以觀之，能夠對中國經濟產生不小影響力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確實有幾分當年經改委的影子。而劉鶴、周小川、吳敬璉等人，則輪流扮演當年朱鎔基的角色，提拔後進、在重要的位子上安排適當的人選。雖然論壇有效地容納了「金融幫」的成員，但這不完全代表劉鶴已經成為新一代的「金融幫」幫主。劉鶴要能夠成功統御「金融幫」，除了仰賴論壇的力量和習近平的令牌以外⋯⋯可別忘了王岐山。

中國經不起再一次大規模的經濟災難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重創南韓的經濟，擊潰「漢江奇蹟」的神話；2008年金融海嘯幾乎把美國拉下世界霸主的地位；2015年中國股災讓中共高層嚇出了一身冷汗。黨中央很清楚，中國若再經歷一次大規模的經濟災難，黨的統治合法性必定受到人民嚴重的質疑，黨政軍系統可能會出現崩潰的漏洞。更有甚者，目前中國又正面臨「新形勢」的嚴苛挑戰：

對內，中國各地政府債務問題嚴重，稍一不小心就會成為經濟危機的引爆點；對外，又得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與美國總統川普之間的貿易戰。況且，習近平還必須趕在2021年前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民族目標。金融管理在習近平時代儼然成為「重中之重」，黨中央在各級政府佈下重兵，不僅要能防禦債務風險，還必須得進攻，努力為國家脫貧致富。近年，也越來越多具備金融專業或工作經驗的官員，被派往地方擔任二把手。[6]

中共改革開放至今已迄四十週年。當年這群三十歲上下，頂多只是局處級的經改委年輕幹部，在1990年代隨著朱鎔基披荊斬棘，完善改革經濟體制，才有今日的「中國崛起」。在朱鎔基叱吒風雲的時代過去之後，王岐山、周小川等人開始接受管理這批金融專業的幹部，他們也各自使用不同的方式提攜後進。王岐山的選拔方式充分體現在他的仕途軌跡上；而周小川重用海歸派，強化中共在貨幣政策上的國際視野。接下經改委餘韻的劉鶴，企圖以論壇的形式重新凝聚「金融幫」勢力，如今坐上國務院副總理寶座，將面臨重重關卡。

時間飛逝，如今中國的經濟重擔仍在他們肩上，中共能否成功防範金融風險和地方債務風險，讓「明斯基時刻」短期內（至少是習近平任內）不會出現，就仰賴這批中共「金融幫」第一代的經驗，以及第二代所擁有的智慧與專業了。

註釋出處：

[1] 亨利．鮑爾森著，王宇光、朱淵、朱啟文、王慧譯，與中國打交道－美國前財長鮑爾森的二十年內幕觀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7），頁38-93。

[2]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聯經總代理，2004年），頁11-31。

[3] 康榮寶，「中國股災及其對兩岸經濟之影響分析」，新社會政策，第40期（2015年8月），頁 36-40。

[4] 「國務院下午召集救市會議決策層傾向果斷強力救市」，財經，2015年7月4日，http://yuanchuang.caijing.com.cn/2015/0704/3918868.shtml。

[5] 「劉士餘新助理來頭不小」，新京報網，2016年9月8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6/09/08/416309.html。

[6] 「促發展防風險中國金融副省長增至12人」，中央社，2018年10月24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81024012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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